四月初我和妻子受邀到南韓首都首爾訪問四天，喜慰萬分。上一次訪問南韓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我算是姍姍來遲，遠遠落在衆多華人遊客之後，所以本來也不必寫什麼觀光遊記了。然而，這一次基本上是一次學術之旅，也是文化之旅，不是旅遊觀光，事後倒令我腦海中油然而生出不少雜感。茲先從學院談起。
到訪儒家「小國」「中國學」普及高麗
此次邀請我的，是高麗大學。我孤陋寡聞，竟然不知道這間看來美奐美侖的首爾第二學府（第一學府當然是國立首爾大學）已有上100年的歷史（它成立於1905年）。與北大相仿，但校園的建築，不論新舊——在形式上都保持了一種西式古風，初看像是踏入美國名校的校園，後來聽接待我們的南韓學者說，該校的建築風格就是來自普林斯頓，雖然西化，但也讓我感到賓至如歸。在校園散步時發現一群群學生正在圈起來的綠油油草地上午餐，有說有笑，但草地依然潔淨，未受污染，似乎也沒有校警來干涉；如在美國，早會看到「草地勿進」的告示牌。據主人說，有時校方也會禁止學生踏進草地，但近來放鬆多了。就這麼一件小事，頓然使我感受到了一種特別的校園人文氣氛。大學是一個蘊育年輕學子的地方，這種人文氣氛是不能規劃的，往往是在一種既自然又自由的環境中，師生濟濟一堂，潛移默化而逐漸形成的。反觀香港的八間大學，沒有一間合格，連我現在任教的中文大學，本來依山而建，景色絕佳，但近年來校園內車水馬龍，氣氛蕩然無存，連草地也愈來愈少了。有時我帶幾個學生想找個地方去聊天，這是一種變相的tutorial（個別指導），但校園可以喝杯咖啡，安靜談話的空間也難尋，特別是下午四五點左右，各餐廳客滿，看來香港的下午茶習慣早已進駐校園了。學校不是政府或商業機構，必須有可以滋育身心的空間和時間，但如今各大學的師生都忙成一團，哪裏還有什麼閒情？
高麗大學設有中文系和「中國學」研究所，學生不少，個個都能說一口道地的普通話，水準遠遠超過日本，但學術和研究的規模當然比不上日本。然而有一位南韓學者張東天教授願意翻譯我的拙著《上海摩登》，而且不辭辛勞，仔細參照了中文譯本和英文原著，費時兩年，最近由高麗大學出版社印行，我對此當然感到十分榮幸。在有關拙著的討論會上，張教授特別安排了兩位年輕的女教授作評論員，兩人的理論和研究功力都十分犀利，提出的問題個個擊中要害，是對拙著最深入的批評，令我刮目相看。其中一位曾在中國留學，和大多數「中國學」的年輕學者一樣，但青出於藍，可見南韓的「中國學」前程無可限量。反觀華人世界的高等學府，又有多少研究南韓語文和歷史的學系和人才？中國人一向以大國的心態歡迎外國學者來「朝聖」，卻缺乏反躬自省，以開放的心胸去研究其他國家的文化；目前一窩蜂學英美，但其他亞洲國家呢？我恨不得立刻開始學習韓文，俾能有所回報。事後自省，原來我對南韓歷史和文學所知極少，都是當年在美讀書和任教時向南韓同事和同學旁敲側擊「打聽」出來的。好在我不恥下問，積下那麼一點底子，否則在南韓學者面前早已貽笑大方了。
國內盲目民族情緒日漲 軟實力發展恐已被南韓超越
在演講會開始前，該校文學院長說要見我，原定談一小時，我有點惶恐，有什麼官樣應酬的話可說呢？張教授看出我的心意，把預訂時間縮短為二十分鐘。原來這位院長宋河春教授也是位作家，除了教授南韓文學外，還出版了數本小說，令我大為敬佩。像他這樣能教能寫又會辦行政的人，在日趨學術專業化和管理化的華人學界，恐怕也不太多。（曾在中大任教過的名詩人余光中教授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在台灣也做過院長。）經過中文系同仁的臨場口譯，我不自量力，和宋院長大談他的小說，幾乎喧賓奪主，不覺已過半個小時。談話時看他手中拿了韓文版的《上海摩登》，書中貼有黃紙標籤，可見他也作了準備，看了拙著大半部，令我不勝汗顏，心想他公務繁忙哪裏有那麼多時間看別人的書？告別時他謙虛地說：「本來我是要向你請教的，怎麼你問起我來了？」於是立刻送我一本他2006年出版的小說，名叫《殿板》，據他說韓文原意是古代祭祀台上的擺設。
南韓傳統文化如何在一個日益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國家作「創造性的轉化」？這是所有現代國家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文藝創作當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設，當然還包括向他國文化借鏡的努力。南韓的中國學研究蒸蒸日上；南韓學生到中國留學的恐怕數以萬計，北大還有南韓人捐建的學生宿舍。長此以往，中韓文化關係將呈現一種不平衡現象：南韓人知己又知彼，中國人呢？盲目的民族情緒日漲，消費主義又使得年輕學子只喜歡韓劇而不知其他，香港更是一個明顯不過的例子，試問《大長今》之後又有多少華人想學韓文？我一向同情「邊緣」文化，南韓夾在中日之間，又屬於儒家影響下的「小國」，然而近年來它的文化建設自強不息，在某些方面恐已超過我們。這個現象是否值得所有華人反省？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