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問中國跳水運動員陳芋汐，如此長期的刻苦練習，失去了同齡人的娛樂及享受，所求為何？她是如此回答的：「我須用大量時間去積累，去達成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比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更有意義，這是更高級的快樂。」
「更高級的快樂」？真有意思。
多巴胺vs.胺多酚
根據醫學研究，發現有兩種物質令人產生快感，一是多巴胺（dopamine），二是胺多酚（Endorphin），兩者產生機制不同，所帶來的快感也有本質上的不同。
簡單來說，多巴胺的快感來自外在刺激，例如享受美食、玩電子遊戲或者刷手機視頻，人體毋須付出，就能獲得快感。這種快樂偏於短暫，且容易上癮，例如網癮或購物癮等。
胺多酚的快感則來自內在動力，人體需要主動付出辛苦，得來不易，卻經久不息，具有提升身心健康的作用。例如剛開始跑步可能感覺疲累，但一旦到了某個點，體內就會分泌胺多酚，既可克服疲倦，也可帶來愉悅感及成就感，造就更好的自己。
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是短期刺激快感，後者是延時快感滿足；前者是先甜後苦，後者是先苦後甜。值得留意的是，兩者均是人體心理/生理所需，乃平衡互補，鬆馳有度的動態關係，過猶不及都會對身心健康有所損害。
如此來說，陳芋汐所追求的的高層次快樂，並非來自多巴胺式的淺薄快感，而是源自胺多酚所帶來的持續及深度快樂。雖然陳芋汐在奧運過後依然會享受美食，依然會去迪士尼樂園玩耍，如此也說明兩種快感可以平衡共存，但我們必須弄清楚兩者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方面陳芋汐心裏肯定是非常清楚的。
人生起伏 歷史興敗
如斯道理並不艱深，古人早就說出如此規律，只是欠缺科學認證而已。這裏包括「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囊螢映雪」、「孫敬懸樑」、「陶侃搬磚」、「臥薪嘗膽」、「窮而後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也包括了大俗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不肯吃苦而貪圖逸樂，那無論是個人、群體還是國家，都將一事無成，更可能面對衰退和失敗。我們的世界如何變化，都無法超越如斯規律。
寫到此處，我不禁想起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窯洞對話」。1946年，教育家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跟毛澤東有過一番建議。他回顧歷史，認為「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此一個政權必須勇於自我革命，減少惰性，保持良好的奮鬥精神，才能長治久安，才能擺脫盛衰周期的支配定律。
這些安邦治國的大計，如果還原到基本因素的話，也是追求多巴胺或胺多酚的區別。究竟我們追求的是該哪一種的快樂？渴望的是哪一種的人類素質？無論是個人、群體，還是國家，都無法避開這個重要問題。
追求多巴胺的社會
對於人類快感研究得最為深刻、拿捏的得心應手且付諸實踐的，並非那些有識之士，而是我們的商業機構和跨國公司。在資本企業的市場策略下，我們的社會老早就走向多巴胺的快樂模式，政治、宗教、文化、新聞和教育都自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導致人們成為「娛樂至死」的生物。
「娛樂至死」是美國著名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於80年代提出的觀念。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書中，他提出了「奶嘴樂理論」，認為資本家只要給普羅大眾那些「安撫的奶嘴」，就能讓人沉迷於低廉的快樂，從而喪失思考能力和階級躍遷的欲望。
那何為「安撫的奶嘴」？尼爾·波茲曼所指的就是電子媒介。他認為每個時代的媒介形式都影響了人類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當電視佔據了文化中心後，因其技術特徵，將一切內容以娛樂方式予以表達，令人捨棄思想，追求暫時的視覺快感，最後很可能導致文化和思想的消亡。
如今「娛樂至死」的觀念並未過時，不同的只是媒介形式改變了而已。80年代波兹曼所警惕的是電視對人們的戕害。時移世易，如今單向的電視變成向雙向的智慧型手機，電子遊戲和網絡文化成為我們最新的奶嘴及鴉片。
手機和網絡的出現，改變了獲取訊息的媒介，也改變了人類的知識結構。如今稍為長篇的文字沒人想看，標語式的短句或誇張的警句才能勾動人心，趣味成為賣點，內涵必然犧牲。人們看似接觸更多資訊，卻缺乏分辨能力，在享受方便和娛樂的同時，也承受了「必要之惡」，成了多巴胺的奴隸，所得到的只能是暫時、虛幻及沉溺的快樂，其代價是重大的。
雖然被人批判為技術悲觀主義者，但這卻是對波兹曼的誤解。因為他是希望社會注意科技所帶來的危害，對於每一種新技術，我們都要去細察、批判和控制，而不是全然接受，繼而沉迷和沉淪。
面對娛樂至死的大環境，波兹曼畢生都提倡口語和寫作，認為文字是思想和文化載體的絕對主力。他認為按邏輯且有序排列的文字不僅便於核對或辯駁，而且在閲讀的過程中，讀者必須跟隨作者的思路進行思考，如此可令人變得嚴肅而理性。
反思
內地有句流行語說得妙，「少年只知多巴胺，中年才懂內啡肽」。追求哪種快樂，不僅決定了個人的生活品質，同時也決定了人的層次。雖然如此，我依然不感樂觀，因為決定社會方向及人類素質的並非知識和思想，而是科技和技術。如今後者幾何級的進步，帶來更多方便，多巴胺式快樂也將繼續蔓延，成為人們唯一的精神奶嘴，令我們繼續快樂地沉淪。
本地的文化前輩古兆申先生早就作出如此預測，對手機世代深感悲觀。他認為「手機世代多半會想，Google一下答案就出來了，又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但資訊並不等於學問、思想和智慧。後者包涵了道德、理念和哲學，以及對個體生命和人類整體有益的重要價值。這些元素，可以塑造我們的人格和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缺乏這樣的基本功，我們就無從分辨互聯網信息的好壞真偽，更枉論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正確觀察。」（參閱〈盲從網絡，還是回歸文字？──從社會運動時期的一幅油畫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