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大戰略:回歸咸美頓式現實主義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期刊中,刊登了美國外交史學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新作〈咸美頓治國之道的回歸〉(The Return of Hamiltonian Statecraft)。內容講述美國正在以及必須回歸咸美頓式開明現實主義(Hamiltonian enlightened realism),否則霸權將難以為繼。適逢鄧小平120 周年冥誕,無論改革開放抑或韜光養晦,皆與美國建國國父之一的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及其主義有相類同之處。目前美中兩國都在尋找及回歸咸美頓式的現實主義,可見咸美頓主義已成為21世紀中美爭霸的關鍵。

美國四大治國傳統的消長

米德曾著有《特別的眷顧/天意:美國外交政策及它如何改變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他是少數有能力鑑古知今的史學家,能夠從歷史中窺探出未來。早於1999年,米德已警告冷戰結束後對美國的傑克遜(民粹)主義傳統(Jacksonianism)的忽略,可能在不久將來削弱美國外交政策的有效性。這很大程度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來臨。

米德所歸納出來的美國四大治國及外交傳統──咸美頓式現實主義(Hamiltonian realism)、謝佛遜式孤立主義(Jeffersonian isolationism)、傑克遜式民粹主義(Jacksonian populism)及威爾遜式自由主義(Wilsonian liberalism)──在冷戰結束後已逐一進場及退場:今天威爾遜式自由國際主義已告失敗,自由世界秩序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無法建立起來,過程中高度全球化在自由民主國家內部引起了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最終導致特朗普主義及極右思潮抬頭,當中包含着傑克遜式民粹主義及謝佛遜式孤立主義。在這情勢下,唯咸美頓式現實主義才足以應付當前以大國角力及地緣政治競爭為常態的格局與挑戰,塑造與時代相應的大戰略,別無他選,其重新抬頭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華爾街及Meta、蘋果、谷歌等美國大科企在後冷戰時代卻過分面向世界。(Meta圖片)
然而,華爾街及Meta、蘋果、谷歌等美國大科企在後冷戰時代卻過分面向世界。(Meta圖片)

咸美頓主義啟發了美國和中國

咸美頓主義可說是美國建國以來的成功方程式,林肯和老羅斯福皆是其信徒,無論何時始終都是美國決策者的一個選項。它有一個明顯的經濟及商貿面向,講求市場資本主義、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之間的務實考慮和協同。更重要的是,作為建國國父,咸美頓為美國的憲政秩序、經濟發展和外交政策,創造並奠定了知識框架與實踐基礎,幾乎主導了整個美國歷史;其體系亦借鑑了英國的成功經驗,令咸美頓主義較諸其他主義,有着非凡的整體一致性。

對中國來說,咸美頓開創了以國家行政權力的干預達到發展經濟的嶄新模式,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及追趕型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願景,打開了通往現代工商業的大門。人們從中國崛起中,看到咸美頓主義的烙印。

如上文所言,咸美頓主義講求資本主義、國內與外交政策之間的協同,有着完整的知識框架,可不僅是美國外交的一個門派。米德甚至指出,對於咸美頓主義,經濟政策就是戰略,反之亦然,這很大程度道出了咸美頓主義回歸的重要性。首先,它有助美國重新釐清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在大國爭霸已成為經濟及綜合國力的直接比併的今天,企業與國家行政權力早已是休戚與共,美國亦禁不起其企業在與中國對手的競爭中落敗,國家與企業再不能各自為政。

國家、企業、社會的整合與協同

然而,華爾街及Meta、蘋果、谷歌等美國大科企在後冷戰時代卻過分面向世界,認為自己是全球性的公司而不是美國公司,沒有對美國人民及國家的共同利益負起應有責任,以致國內民粹主義崛起。而咸美頓主義正好得以重新界定商業和財產的政治合法性與愛國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繫,令企業認清它們對美國人民及國家的特殊義務,遏止民粹主義在美國繼續滋長。米德認為這些才是最能夠豐富「美國優先」內涵的舉措。

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一樣,咸美頓同樣是美國金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總建築師。(Wikimedia Commons)
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一樣,咸美頓同樣是美國金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總建築師。(Wikimedia Commons)

國家設計與大戰略的關係

回到中國這邊。咸美頓主義對今天中國的啟示在於,國家一度在鄧小平時代憑藉現實主義於發展上取得重大成就,但到後來又想繼續達到預期效果,企圖以舉國體制發展出一套可取代現實主義的方案,甚至在一些方面走回頭路,那難免會碰壁。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一樣,咸美頓同樣是美國金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總建築師。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國內矛盾不斷。如果中國只懂得因此而嘲諷美國,卻不懂得反躬自省,那是同樣可笑的。

咸美頓主義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最不講「主義」的實用主義,不講意識形態,不講人類發展規律;只談實力與富國強兵。只要使用得宜,至少能夠持盈保泰,讓國家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對於在國家政策上已迷途的美國與中國來說,如何盡早回歸到一種務實的咸美頓式現實主義與大戰略,將會是致勝關鍵。而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將決定美國回歸咸美頓主義的進程──假如特朗普當選,代表傑克遜式民粹主義及謝佛遜式孤立主義陰魂不散,共和黨以至美國的主流價值將繼續受到特朗普主義侵蝕,勢將推遲咸美頓主義的回歸;如果賀錦麗當選的話,情况則比較簡單,基本上她只需修正現有路線,逐步納入咸美頓主義即可。唯獨美國要恢復後冷戰時代初期的外交政策共識則比較困難,或許需重新構建一個理論框架。儘管過程將困難重重,但除了曾經將美國引導向冷戰勝利的咸美頓主義之外,實在別無他選。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