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人工智能對教育裏考試的概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種衝擊不是工具肆虐，而是考試的概念已經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是工具揭露了考試不合理的本質。本欄曾經不斷分析考試的性質，但是最近有點醒悟：文章寫的，與讀者心裏想的，會有一段距離。考試這件事，已經深深滲透到我們的靈魂裏面，這裏嘗試作一點細緻的分析，算是對多年的思考作一種整理，也加進了筆者近來一些新的體會。
先說古代。中國古代的科舉，是一個嚴格的篩選機制，但它的功能很明確，就是選拔官員，再無其他目的。然而，那是世界上文官制度的始祖，選拔的根據是文字，是讀和寫，因此人們把科舉當成是中國古代的教育。那是誤會，不過也可以說是歪打正着，因為科舉的確影響着華人社會後世的教育觀念。
有論者認為，由於科舉，中國的文化得以源遠流長；也有論者指出，科舉塑造了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比其他社會早了幾百年。這些可以說是科舉的功績，也是科舉得到很多讚頌的原因；但這些都是副作用，不是科舉原來的意圖。
文科科舉着重讀書與寫作，促成了「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意識，因而產生的知識分子「五體不勤，五穀不分」，而且似乎以此而自傲。有論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科技沒有進展的原因，因此抵擋不了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最近幾十年，科技落後不再是中國特色。不過，重視學術性的大學，輕視技術性的學校，仍然是華人社會普遍的教育觀念。
古代科舉：單一跑道的擇優汰弱
然而，科舉更大的影響，是它的功名話語。這可以用四點說明：一、科舉是一場擇優汰弱的競爭遊戲，大家都在單一跑道上爭先恐後；二、中國人因此不怕競爭、擁抱競爭；三、也因此重後天，輕先天，形成了不避艱苦，勤奮努力的民族特點；四、只講功名，不顧內涵；考試成敗與學問高低，不一定有實質上的關聯。這些都滲透在我們今天的教育觀念裏面，是科舉帶來的，也是今天華人教育的特點，其他社會不一定有這樣的文化意識。
現代華人社會教育的擇優汰弱意識，與科舉沒有兩樣。對於華人社會來說，教育就是這樣的；也很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這個機制，即使子女在這個機制裏面遭受折磨，也覺得是預期的、必然的。可以說，在華人社會，人們都馴服於這種擇優汰弱的教育形態。
「虎媽」也可以說是這種文化的反映，西方的家長就很少是「虎媽」。不明白的外人會覺得難以理解：為什麼會願意讓自己的子女送進「虎口」？雖然「虎媽」自己也會不滿教育的現實。說來奇怪，即使大多數人都不滿現狀，卻沒有人有能力去改變現狀，就算是最強而有力的政府。只能夠說：這是文化。文化的威力超乎任何個人甚至政府。
然而，教育一定要是擇優汰弱的嗎？筆者提過，在東南亞的佛教學校，例如緬甸、老撾、柬埔寨，今天仍然容納着很大數量的學生，他們有相當全面的現代化課程，也有嚴格的品格要求，卻沒有篩選的目的。在許多伊斯蘭社會看到的宗教學校，可蘭經是必然的課程；有些純粹是研讀可蘭經，但也有提供全面的現代課程。不管如何，就是沒有篩選的目的。這裏舉這些例子，旨在說明，即使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學校」，也不一定有篩選的成份。也就是說：考試，並非教育體系必然的要素。
現代考試：功利主義的分類分等
然而，工業社會的發展，帶動了學校制度的出現。筆者在不同場合提到，一般會把現代學校制度的出現，追溯到1870年英國的《初等教育法例》，第一次出現由政府介入的全民學校制度，目的是培育配合經濟發展需要的各級各類勞動力（今天叫人力資源）。
把人類分類分等，考試就成了必須的篩選機器。一百多年以來，這種教育制度的經濟話語不斷流傳和加固，而且更因為上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出現，堂堂正正成為了政府資助與發展教育的理由。這也影響到他們的學校、教師、家長，都或多或少帶着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教育。而這種經濟話語，在實施層面需要依靠考試的甄選作用。
要命的是，在中國，古代科舉的甄選意識與工業社會的甄選意識不謀而合，跨時代巧妙地融合，形成了華人社會普遍的、特有的應試文化。也就是說，華人社會的應試文化，其實是工業社會經濟話語的加強版，是雙重的功名話語；「虎媽」的現象，超越了一般工業社會家長對教育的功利主義。
在華人社會的現實生活中，甚少有人可以避開公開考試──在香港是DSE。沒有DSE，香港整個學校教育，起碼是中學，就會沒有了主軸；大學也會不知道如何收生。沒有了學歷依據，很多用人單位都會覺得無所適從。
但是應試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公開考試。曾經聽過有小學規定每科「每周一小測，每月一大測」，那是學校內部的決定。學校領導也許覺得，測得頻密些，學生就勤力些；測驗，是學生勤奮的保險。教師會問，不測驗，怎麼知道學生學得怎麼樣？
應試文化：雙重劑量的甄選意識
若是沒有測驗考試，家長也不放心：「我怎麼知道我的孩子學成怎麼樣？」考試和分數，成了他們對子女關懷的焦點；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子女到底學到了什麼，或許也不在乎，只在乎分數。
學生自己也給考試綁架了。他們的成敗觀，就是由考試決定。本欄常說，學生的價值觀被分數騎劫，分數高就自以為了不起，分數低就抬不起頭。
不過，香港有個別學校，因為學生的特殊需要，不考DSE；也有極個別的家長，鼓勵子女在DSE之外走自己的路。這些學校和家長，是真的勇士；而事實證明，這些年輕人，並沒有因此失去前途，又或者抬不起頭。這樣的例子愈來愈多。筆者在這裏並非要勸說學校和家長在DSE之外另尋出路，只是說明，DSE能夠提供的主要在教育體系內部（能夠升入大學），並非年輕人唯一的前路。試想：30歲、40歲的人，還有誰會關注你的學歷──DSE什麼成績？大學GPA多少？
其實，香港20年前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把原來的三個公開考試縮減成一個。小學沒有了升中考試（或者測評）的壓力，給許多學校釋放了大量學習的空間。當然，並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懂得善用這個珍貴的空間。政府還需要學校「交分」，而有些學校又會把「交分」當作首要的任務，因而重視考試。
再看遠一點，新加坡近年的教育改革，盡量減少考試，小學低年級基本不考試。中國內地也規定小學三年級以前不准考試，雖然實施的狀況會有參差。南韓要求初中三年起碼有一個學期不考試。這些都是非常漫長的改革過程中小小的起步，但這個趨勢一定會迅速蔓延，香港在哪裏？
不管如何，社會變了，教育也要變。考試必然是首當其衝。如上周所論，人工智能的出現與迅速發展，不由分說地把考試這回事逼到了牆角。在工業社會巔峰時期出現的現代教育制度，就像工業生產的流水線，沒有考試，就沒有了質量控制，也沒有了篩選。教育作為一個「生產」過程，會陷入根本性的危機。
我們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危機。許多大學、許多國家的學區，都在為這種危機而傷腦筋。進退失度，欲收還放。
怎麼辦？下周再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