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傳媒揭發個別「非接觸式」智能信用卡有重大保安漏洞，利用流動應用程式，智能電話可以擅自讀取卡主私隱資料。問題揭示後，監管當局責成涉事銀行善後，並批評其忽視指引。其實問題並不複雜，糾正亦簡單容易，但事件暴露出監管盲點，當局應正視及反思。資料顯示，有關指引已沿用多年，監管當局竟懵然不知違規行為，令人費解。《銀行監管手冊》洋洋大觀，共有數十卷，涵蓋面鉅細無為，是次意外，正好顯示金融監管知易行難，手冊鉅細無遣並不保證有效。本文回顧史實，分析監管制度改革實例得失，吸取教訓，供各方借鏡。
香港早期金融風潮
香港開埠早期，曾遇上大大小小金融風潮，其中1866年、1920年代及1930年代三場風潮最矚目驚心，但都是外來衝擊所至。1866年倫敦老牌押匯銀行奧根（Overend and Gurney）倒閉，殃及整條東西貿易融資鏈，香港也無倖免。1920年代省港海員大罷工，癱瘓華南經濟，華商銀行遭擠提。1930年代承接美國股市崩潰餘波，環球經濟蕭條，華商銀再遭擠提。政府幾番考慮立法監管銀行，但每每考慮客觀環境後擱置，直至抗日戰爭勝利，香港重光始舊事重提。
解密檔案揭露，香港在 1948 年頒布《銀行條例》，原意是規管銀行金融業務，配合內地實施外匯管制。所以銀行定義寬闊，以防漏網之魚，甚至金鋪也納入規管，因其從事「對莊」及「套匯」買賣。當年全港共有132家「銀行」獲發牌，其中78家是銀號、金鋪、錢莊等。翌年內地政權易幟，推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條例變成明日黃花，本應及時修訂以切合新形勢，但政府卻好整以暇。
戰後香港跟隨英國實施外匯管制，區分英鎊外匯銀行及非英鎊外匯銀行。顧名思義，前者（幾乎全是歐美銀行）可官價買賣英鎊，後者（全是華資及中資銀行）只可市價買賣美元等外幣。地緣政治轉變，亦催化香港經濟轉型，輕工業製造取代商貿轉口。傳統銀號轉型商業銀行，經營存貸押匯業務，而新銀行也加入競爭。不過《銀行條例 1948》只規管開辦，而營運靠自律，倚賴外匯銀行公會制訂營運守則及發鈔銀行（匯豐、渣打、有利）維持市場秩序。
上世紀六十年代再三發生銀行擠提，禍根是規管法例落後，當人心忐忑，杯弓蛇影，任何風吹草動，便不可收拾。廖創興銀行擠提（1961），政府驚覺時移世易，須改革監管制度，向英倫銀行借將協助善後。根據專家湯健時（H. T. Tomkins）建議，政府頒布《銀
行條例 1964》，全面規管。
雷曼事件應對不當
新條例切中時弊，其一、收緊銀行業務定義與國際看齊，淘汰邊緣者。其二、規定必須是立案法團經營，並審查大股東及總裁資格。其三、設定最低資本及儲備，承擔呆壞賬。其四、規管個別客戶（包括關連人）信貸上限，杜絕濫借。其五、規管董事、經理及親屬等無抵押信貸，控制圍內信貸。其六、設立特定流動資金比率，應付日常周轉。其七、禁止銀行從商（進出口等），避免利益衝突。其八、規定每周呈報流動資金及每月呈報財務狀況。此部法典是香港銀行法之母，表一列出新銀行法摘要並套入現代監管架構（C.A.M.E.L），方便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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