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去了四川，到了四川大學，看了新的三星堆博物館；到了峨嵋山，觀看了令人驚嘆的《只有峨嵋山》遊走6個劇場的沉浸式演出。短短幾天，不斷有大開眼界的事物。這裏集中陳述一下四川大學的訪問。
訪問四川大學，並非訪問教育部門，而是由於一項捐款。事緣2008年汶川地震，引起港人的關注，3位朋友──朱裕倫、馮紹波、梁家齊──捐了一筆款，給汶川地震受災的學生升讀大學，筆者在疫情前曾經參與朱裕倫帶領的一組港大校友，到四川大學訪問這些學生。這次是第二次，也與一些受資助而畢了業的校友見面，其中不少是專門從外地趕來的。
回饋社會 邁出解困之路
原來因為汶川地震，上述3位朋友成立了一個香港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當時的目的，就是幫助因為地震而家庭經濟困難、因而無法升讀大學的高中生，每人5000元人民幣，共100名學生，並且連續資助直到畢業。其中也包括因為地震失去家庭的孤兒。並且與大學協商免去這批學生的學費。2010年，又開始每年從二年級學生中遴選出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每人資助5000元人民幣，直至畢業。2012年，又捐資為家庭困難的學生加強英語。
這些錢，在全校的經費來比，不算大數目，但是卻可以說是精準資助。筆者上次隨團訪問是2017年，這些受資助的學生，有些已經畢業。這次事隔只不過幾年，卻不少已經在不同崗位成為獨當一面的能手，也有回到家鄉從事基層工作的，也有不少讀完大學繼續讀碩士、博士，也有到外國深造的，也有已經在做博士後的。真正感到原來的捐贈，開花結果。
難得的是，很多這些畢業生這次特地從外地趕回來，參加幾個小時的聚會。他們事業有成，那種感恩之情，溢於言表。是一個非常感人的聚會。原來他們在2009年成立了一個學生社團，就稱為「同心社」。朱裕倫還不斷收到這些畢業生的書信，儼然一個大家庭。
助學解困 培育希望的花朵
聚會裏面，除了一些節目表演（特別是同心社的成員），許多曾被資助的畢業生上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歷程，都很感人。其中一位校友，2008年地震後入學，自己成立公司從事環保的，聚集了幾名校友，都是事業有成之人，準備自行成立一個基金，也是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這就回應了朱裕倫在會上表達的一個擔憂──如何傳承。
这使筆者聯想起遇到四川大學幾位領導說的：「解困──育人──成才──回饋」的過程。筆者以前在大學從事籌款，這種提法倒是沒有想過。大學籌款，粗略來說，三種目標：基建、研究、助學。大學不是賺錢的機構，在公立大學來說，政府撥款是最大宗，但是公帑的撥款，難免有院校公平、成果可期、繁文縟節等等的掣肘，因此利用社會資源的民間捐款，就必不可少。
校舍的擴建，雖然也會有政府和賽馬會的資助，仍然需要校方籌款，也因此校園許多建築物都有捐贈者的命名。科學研究旨在突破，難免有不可測的因素，單靠競爭性的項目經費就很不夠，因此需要有類似冠名教授的設立。
各類助學金，雖則或會有獎勵性質的項目，大多數或多或少帶有經濟補助的目的，例如當年徐立之校長設立的第一代大學生助學金，就是聚焦上一代沒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家庭，讓這一代學生能夠在正規課程之外，享受其他的學習經歷。也可以說帶有解困的味道。
但是這些助學金的目的，彷彿就停留在對學生的解困。四川大學對同心基金的看法，就超出了解困。在他們來說，解困只不過是起點，之後的育人和成才，並不因為解困而自然發生，需要一個有意識的過程。而後面的回饋，就是把個人的解困，轉化為對社會的回饋。這裏，筆者又生出兩個觀察。
第一、這種從解困到回饋的轉化，非常重要。是由個人的得意，衍生出對社會的關懷；是對己到對人的人生觀的轉變。而這種轉變，需要環境的熏陶。四川大學、學生的同心社，以及眾多的受益校友，看來形成了一種氛圍，對於這種從受益者轉為貢獻者的過程，很小心地維護，但又不是形式主義的推動。
第二、從當天感覺到的，受益的校友們，表現出來的又不是簡單的回饋。回饋，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由感恩衍生報恩。與許多受益的校友交流，他們已經超越了報恩的心態，而成為了自為的貢獻者。也就是說，幫助別人，已經流在他們的血液裏面。他們又成為了新一代助學循環的起點。
所以說，朱裕倫對繼承的擔憂，已經被無數個「朱裕倫」回答了。他們主動為社會承擔責任。他們每一個人未必有同心基金的財力，但那無數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以社會為懷
從這樣的觀察出發，就會發覺以助學為目的的捐贈，不應該以解困為全部目標。助學金發出的訊息，不是有錢的對沒錢的施捨，而是社會互助的大循環。「今天我幫你，明天你可以幫大家」，這是一種大教育的理念。
上面提過，全部捐贈，不是大數目；受益的近2000人次，在全校也不是大數目；這次感到大學領導的重視，與項目的金錢規模不成比例，就蘊藏着深刻的教育理念。
談到回饋，順便多談一點。不知不覺之中，香港往往被公認為是捐贈者的集中地。不錯，雖然大規模對本地大學的捐贈，是21世紀初才出現的，但是對中小學的捐贈，已經是一種風氣──君不見香港到處都是捐贈者冠名的學校！其實，香港人對外國尤其是美國大學的捐贈，已經很有歷史。其中尤其是財產較多的大商家，到處留下他們捐贈的美名。相當多是在年紀較大的時候，感到自己在社會取得很大的財富，很願意對社會作出回饋。這是全球捐贈者的普遍心態，也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近20多年香港高等教育獲得的捐贈，大都帶着這種良好願望。
但也有朋友提醒：富二代，也就是這些熱心捐贈者的下一代，心態會不一樣。他們的財富繼承自上一代，沒有多少取之社會的感受。在他們來說，或則以保守這些財產為目的，或則運用這些財產獲得更多的財產。但是在香港，也看到很有社會意識而着意貢獻社會的富二代。他們一般都受過不淺的高等教育，很多都是外國高等學府的高材生；他們會按照自己的認識和意願，尋找自己的方向，成立自己的公益基金，發展自己的慈善事業。也有一些家族，一部分成員分出來從事慈善事業。他們會聚焦自己特有的捐贈方向，或者運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採取捐贈他人的方式。他們也是高尚的貢獻者，但是跨越了回饋的意念。
假如這個觀察有道理，則香港的教育捐贈，也許會進入一個新的世代，需要教育機構採納新的籌款方向。
然而，社會財富的分散，也許是另一個現實。不敢說頂尖的富人會減少，但是無數的小富人將會愈來愈多，短暫的富人也會愈來愈多，也許是不爭的趨勢。教育必須有大量的民間資源，教育機構的籌款往何處去？從四川大學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未來的端倪。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