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中，不少讀者都聽過代表自由經濟學派的佛利民和政府干預學派的代表凱恩斯，兩者之間的關係和意識形態之爭，坊間有許多資料，用不着本欄一一細數，王弼反而有興趣為讀者介紹更多關於自由經濟學派內較少人認識的派別：奧地利經濟學派。
但若要系統地向讀者解釋奧地利經濟學派跟芝加哥學派的分別，恐怕過於冗長沉悶，倒不如以王弼的個人奇遇和生活點滴來介紹奧國學派。
澳洲商人痛罵芝加哥學派腐敗
話說十多年前，當時王弼還在智庫獅子山學會工作，一位澳洲人來電，說要跟我會面，原來這人大有來頭，是悉尼的迷你倉大王，擁有許多土地和物業，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但第一次見面，就對着王弼不斷地發牢騷，說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保姆國家（Nanny State），政府什麼都要管，稅率又高，令他非常失望，竟然說要移民到當時被譽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香港（老人家一時之氣，最終當然沒有實行）。
最令他憤憤不平的，是多年來他出錢出力支持澳洲的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智庫，未能令澳洲的稅率更低和更自由之餘，他認為該智庫與政客「同眠」，為虎作倀令澳洲人的權利被剝奪，而由於該智庫和美國的芝加哥自由經濟學派非常親近，於是老人家一併把芝加哥學派打成「偽自由派」，在痛罵芝加哥學派「腐敗」之餘，自己亦尋找真正能代表捍衛個人自由的經濟派別。
幾個月後，老人家告訴我，他認識了一位名字叫漢斯．霍普（Hans Hoppe）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並叫王弼一定要到土耳其出席霍普所舉辦，名為Property and Freedom Society（PFS）的年會。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一聽到土耳其，第一個印象必然是很危險的地方，本來想找個理由推掉，但陰差陽錯下，最終也出席了該會議，以為只此一次，誰不知後來成了該年會的常客，並學到不少新理論，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奧國學派對福利主義失去幻想
奧國學派中當然有對政界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於1974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耶克是當中的表表者，不過有更多的奧國經濟學家卻遭到政客冷待，例如在大學當過海耶克的導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年輕時曾在奧地利政府的財政部供職，由於有猶太血統，30年代後期為逃避納粹政府的迫害，輾轉流落到美國，但際遇欠佳，雖然在紐約大學任訪問教授一職，但卻不是由大學直接僱用，而是由一些有心人出資相助，簡單講就是非正式教員，其際遇跟其學生海耶克相比可謂天淵之別。
米塞斯作為奧國學派的大宗師和代表，其風骨當然影響了他的繼承者，而早前提及過的霍普，正是被公認米塞斯的第三代繼承者（第二代是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他們都對西方政客的大政府和福利主義失去幻想，與其和政客「同眠」企圖改造政府，倒不如置身教育公眾，讓更多人醒覺。因此，早前提及的PFS年會，許多參加者都有倡議一些非主流的建議和理論，其中一樣，是王弼早於2012/13年就在會議中聽過比特幣的詳盡介紹，當時幣值是200美元左右，有幾位與會者最後發了大達（聽說都是20、30來歲的小伙子），乃是後話。
辦公室工作 不再大行其道
除比特幣外，王弼亦於同期聽到數碼遊牧（Digital Nomad）的理論，比主流傳媒的廣泛報道早了足足10年。過去4年，王弼能遊走於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地，就是因早於10年前已為此準備。其實，傳統朝九晚五的辦公室工作模式，早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已遭不少人質疑，而疫情爆發後，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模式可謂正式地宣判朝九晚五工作的壽終正寢。未來的發展，將會愈來愈多人放棄在辦公室工作，無論身處何地，只須一部電腦甚至手機在手便可謀生。
至於為何要到處流浪，各人倒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稅務理由，但香港稅率早已是全球最低之一的地區，沒必要因稅務理由而離開。但一些事情，按王弼過去4年的經驗，例如要對美國經濟有深入了解，通脹率、種族衝突和貧窮問題是否如主流傳媒報道般嚴重，就不能坐在中環冷氣房看報告便期望有深入的了解。
除了上述比特幣的例子，另外一個，是2020年當油價因疫情爆發引發多國封城，導致石油需求大跌，同時產油國俄羅斯和沙地增產打價格戰，紐約期油一度跌至負數，當時王弼在美西岸入油，看見路上車輛數量，明顯比3月時回升不少。入完汽油後，油站亦需要王弼付錢，而不是像新聞報道般「買油有錢收」，如果那不是大手買入石油股的時機，更待何時？落地觀察經濟實況，獲得比一般新聞報道更快的資訊，哪怕將來AI怎樣地發展，收風比別人快，總是恆久不變的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