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樂最早在1841年傳入香港，即是鴉片戰爭後，英軍登陸上環水坑口那一年。最早期以軍樂隊的形式呈現，作用是戰時通訊、鼓勵士氣及娛樂，更重要的是作為儀仗樂隊之用。
英軍佔領香港後，軍樂隊作為政治工具，發揮安撫市民的新功能。英軍在香港的軍樂演出，可說是香港華人首次接觸管樂及西樂，而香港管樂的故事，便發韌於此。
最近，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被遺忘的香港管樂史》一書，作者連家駿不諱言旨在填補香港管樂史的一片空白。他在梳理歷史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戰前香港的管樂活動已相當活躍，除了英軍軍樂隊的管樂演出外，當時華人社區亦有不少管樂演奏活動。
梁寶根：軍樂隊演變成管樂隊
在城大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警察樂隊前音樂總監、音樂事務處前總音樂主任梁寶根坦言，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之前，一般家庭的年輕人學習管樂不是易事，導師缺乏之外，樂器也很昂貴；富裕家庭的子女學習樂器，首選多是鋼琴、小提琴，至今仍然是主流。他在音樂事務處供職時，弦樂和管樂的比例大約是7比3，最多是6比4，管樂的發展談不上一帆風順。
梁寶根表示，1978年成立的音樂事務處，幫助了一般家境的家庭能夠有條件學習樂器，同時也提供資源予教育機構成立樂隊，才有了1990年代以後百花齊放的局面。
他指出，管樂器是隨着西方工業革命，技術進步，改良了樂器的機械性、音色和製造材料，令音準得以提升。相對來說，弦樂器早在數百年前已發展出成熟的演奏技巧，成為主流。一般人都會覺得弦樂較管樂「重要」，因此，管樂發展遲滯實有其歷史原因。
梁寶根又表示，管樂隊由軍樂隊演變而來，樂譜比較新；若把管弘樂譜改編成管樂譜，則有一定難度，例如管樂要有呼吸位，弦樂則不必；樂器的不同特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樂的發展。然而，音樂事務處和後來香港演藝學院的成立，培養愈來愈多音樂導師，加上經濟起飛，愈來愈多學校成立樂隊，管樂的生態環境遂得以改變。另外，互聯網的流行，令訂購管樂譜不再困難，選擇也較以前多，因此，學校管樂隊的演奏水準比以往有長足的進步。
儘管有這麼多的進步，梁寶根坦言，香港的客觀制約，是居住環境太狹窄，妨礙練習管樂，亦令一些家長不願意子女學習管樂。
梁寶根表示，他希望香港除了警察樂隊外，有一隊職業的管樂團，像香港管弦樂團般獲政府資助，為市民服務。
鈎沉歷史 前輩口述塵封往事
《被遺忘的香港管樂史》一書作者、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連家駿表示，自己愛好管樂，管樂在香港歷史有重要地位；對於本地西洋音樂發展，管樂是不可或缺的表演形態。可惜的是，管樂在音樂歷史中的地位卻不被重視，提及度遠不如管弦樂，這讓他有心寫下香港的管樂史，目的首先是為了重建管樂在香港社會中的價值；其次是補充香港管樂歷史的文獻。
回顧寫作過程，連家駿稱2016年時因工作關係認識了不少管樂界前輩，其中很多人曾加入學校樂隊，但又放下了管樂多年。這些人分享了不少戰後20至30年的管樂發展史，包括他們當年的學習、訓練、比賽、演出等等經歷。
2018年，連家駿決定以香港管樂歷史作為碩士論文題目，開始整理收集到的歷史資料，及後以香港管樂史為題於2021年考獲澳洲音樂學文憑，並在日本管樂雜誌出版四篇香港管樂歷史專題文章。2021年尾獲得藝發局「香港音樂發展專題研究計劃」為期兩年的研究計劃資助，遂把多年研究資料和個人觀點結集成書。
《被遺忘的香港管樂史》一書，便是以作者的碩士論文為藍本寫成，鑑於香港管樂歷史的資料非常有限，為了搜集資料，往往需要走訪一些管樂前輩和歷史「過來人」，例如訪問九巴銀樂隊擅長小號的莫德源前輩、李光耀年代新加坡教育部表演藝術（音樂）的陳金水先生，以他們口述的歷史，彌補文獻的不足。
利瑪竇與明朝皇帝交流音樂
出席講座的音樂歷史學家、《香港志》音樂篇主筆周光蓁博士認為，《被遺忘的香港管樂史》一書，最珍貴之處是追溯16世紀天主教傳入澳門後，以及周邊地區的城市音樂歷史。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來到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便是第一位與中國皇帝有音樂交流的洋人。他帶到北京的是一具古鋼琴，不是銅管樂器（brass），因為西方工業革命後才有，當時尚未出現。
即使新疆傳入的樂器，如琵琶、胡琴等，都沒有銅管樂器，因為根本未出現。即使在歐洲，莫札特（1756—1791）、海頓（1732—1809）早年，單簧管也還未出現。到了貝多芬（1770—1827）的《英雄交響曲》（第3號交響曲），法國號佔了很重要地位，但當時沒有活塞轉調，只能換樂器轉調。1835年發明了大號，白遼士（1803—1869）的《幻想交響曲》便加入了大號；直至1839年，法國號和小號不需要轉換樂器，也可吹出不同的音調。
銅管樂曾代表先進音樂技術
銅管樂器出現較晚，因此傳來東亞或香港一定是晚近的事，而銅管樂器的成熟期剛好的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39年，因此在香港吹響的銅管樂器，正是工業革命後成熟的第一批銅管樂器。
周光蓁指出，銅管樂器的發展，一定是伴隨着工業技術的進步而改進的。因此，銅管樂所表現的，往往象徵着當時最前沿的音樂技術，像今天作為中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法國國歌《馬賽曲》，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一開始都有銅管樂片段。
周光蓁又表示，經過技術改革，18世紀中業開始，出現了一批專門創作銅管音樂的作曲家，例如創作管樂合奏曲《星條旗永不落》（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的美國作曲家蘇薩（John Philip Sousa，1854—1932），一生創作了130多首進行曲。樂迷熟悉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終場曲目《拉德斯基進行曲》（Radetzky-Marsch）則是奧地利作曲家老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 I，1804—1849）在1848年寫成。因此，銅管樂傳入香港，毫無疑問是銅管樂器成熟以後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