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早前復活節假期「全民外遊」，市面水盡鵝飛，以及本港結業潮持續，各行各業都傳出店舖結業的消息，令Facebook群組「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突然爆紅。港人意識到危機已經湧現，香港的經濟及行業轉型已刻不容緩，有人寄望市民外遊與結業潮最終可帶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造就經濟上的「大破大立」，令香港起死回生。
在現時一籌莫展、百廢待舉之下，「創造性破壞」彷彿已成為香港的最後救贖。可是「創造性破壞」與「破而不立」，其實只是一線之差──正是香港本身的制度設計，令「創造性破壞」這個不斷地破壞舊有秩序和結構，同時再不斷地創造新結構的動態競爭過程，無從發生，而只能在舊有模式中不斷打轉，直到只剩下苟延殘喘下的破而不立，形成香港今天的沉淪。
一個防止「創造性破壞」的制度
提出「創造性破壞」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為，資本主義不僅從來都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儘管如此，他也警告，資本主義的成功最終將帶來一種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心態，這種心態更注重謹慎行事，甚至對企業家和企業的創新懷有敵意。而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兩名作者認為國家停滯與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統治精英自願阻止創造性破壞的發生。
眾所周知，即使在「愛國者治港」之前，香港早已出現一種社團主義或「官商共治」的情况；而「愛國者治港」的全面落實，更形成一個「愛國者超穩定結構／系統」，其目的與性質是修復性與保護性的，其參與者的主要目的與心態，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利益。這一切使這個系統與創新沾不上邊，再加上一國兩制先天的保守性，使「不走樣、不變形」的不止是制度本身，連整個社會也無法創新。
簡單來說，創造性破壞有以下4個原則和促成因素：創新、競爭、企業家和資本。沒有創新，創造性破壞不可能出現，但向來輕視創新的香港又何來有創新者？即使有新的科技或創新，香港也不是個富競爭性的環境，誰勝誰負一早已決定──利益集團一旦取得壟斷後，便會利用其經濟實力，阻止新技術的引入及新競爭者加入，因此成敗與新科技、新產品關係不大。
缺乏競爭的直接結果，是無法靠企業打破現狀、另闢蹊徑，令社會被迫依賴過時的產業或技術，直至過時的秩序和結構崩潰而遭到淘汰。就如同今天香港仍要被迫依賴大電視台、大商場、傳統的銀行與金融及舊能源，無法改變固有模式，無法產生新產業。而外面世界已登上一個新台階，在玩一個香港沒法玩的全新遊戲。因此近期香港出現的種種經濟現象，絕非經濟不景氣或汰弱留強那麼簡單，實則上是整個系統因老朽過時而瀕臨出現連鎖式失敗（cascading failure），令危機驟發。在這種環境下，企業家已無用武之地，社會上的企業精神亦被消耗殆盡，資本很自然也會避之則吉。
香港是個大商場
說穿了，香港其實是個大商場──自恃着地理位置好，一直以來只保留着尋租、交易、消費和提供服務等基本功能，不從事生產，不講求創新，以為創新買回來便可以。你可以把大商場裝飾得美輪美奐，也可為它增添一些新設施，但從不會見到有什麼升級轉型。人流少的時候便發些現金券、消費券，加強一下宣傳，但僅此而已。
現在這個模式遭到時代的無情淘汰，經營者諉過於外部因素和環境，只想到以相同模式吸客和吸金，日盼夜盼他們有天會回來，也不去想想如何轉型和革新，說難聽一點就是等運到。這也是香港今天的困局。
假如自由經濟學派是對的
在上一篇〈記23條立法〉，筆者提出外界對原本「自由香港」的想像，已逐漸被「威權香港」的想像所取代，並指出與其向外界說明香港特區和一國兩制沒變，倒不如向外界證明今後香港在威權主義下會更流通，甚至能完善以往西方所無法完善的地方。筆者不是忽然威權或不民主，只是希望當局務實一點，坦然面對香港今天的形象與定位。
事實上，我們似乎遺忘了以前自由經濟學派曾指出，香港之所以繁榮，正是因為崇尚自由及沒有民主。該學派認為（港英時期）香港有個開明政府，並建立了強而有力的法律框架，在經濟與政府之間劃清了界線，使政府遠離經濟。而香港之所以能採取並堅持與英國政府政策背道而馳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策，是英國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及對香港興趣缺缺所致。不過可能後來由於民主呼聲高漲及政改的關係，人們逐漸不再提及這觀點。筆者這裏想提出的是：假如該觀點是對的呢？（What if it is right?）
回歸後香港模式出現裂痕，很大程度是社會日趨政治化及出現政治爭議之後才開始的。這可理解為原本經濟與政府之間的界線被打破，令經濟活動日漸成為公共領域（public sector）的一部分，並由政治過程解決。由此可見，癥結實質在於一個地方是否過度政治化──民主也好，專制也好，一旦過度政治化，皆會對自由造成侵蝕。假如北京希望香港回到一個曾經成功的模式、回到當初北京真正想要的香港，那麼北京必須讓香港崇尚自由及去政治化。
回到開明威權模式的契機
有人可能會問：「愛國者治港」不就是去政治化的措施嗎？沒錯，在排除政治爭議方面，那可能屬去政治化的安排。然而「愛國者治港」在排除政治爭議的同時，卻令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亦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嚮往的香港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北京落實「愛國者治港」時未料想到的地方。
A History of Hong Kong的作者Frank Welsh曾對英治香港的制度作出總結，他說：「香港將繼續像任何中國政府一樣威權，但其最終權威是法律，而不是個人的突發奇想。」在「愛國者治港」之下，香港確實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窗口與契機，有條件回到以前的開明威權主義模式，但前提是北京須給予香港一定空間及落實去政治化，讓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讓香港盡早邁向「下一個常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