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到學校對學生的影響，往往是由於學校的氛圍與文化。教師上課，都是經過勤奮的備課，審慎的設計；學生因而獲得課程規定的知識，通過嚴格的公開考試，獲得社會或者大學需要的入場券。對此，學生會感恩學校和教師的努力。但是，課程和考試規定的知識，在進入社會或者大學以後，也許很快就忘記了，有些人甚至拋掉所有用過的課本，告別了。但是學校和教師在學生生命中留下的印記，卻往往在幾十年後仍然深刻。那是教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學校處事的每一個細節、每一種活動，也許不是非常刻意的，卻都在影響着學生──如何看周圍的事物、如何看周圍的人、如何看社會、如何看自己。所以說，教育所做的，是點亮了學生的生命！
大學空間，一生難再有！
上述主要是講中小學。大學又如何？筆者心裏的概念，大學已經不同中小學，已經是社會的一部分。有些社會還把大學看成是中小學，以為大學也靠規範的過程，在塑造未來的「人才」。這裏暫且不去評論中小學是否過分規範，但是大學的功能基本上是把學生釋放出來，讓他們做好準備，去面對多元燦爛的未來。一向如此。如今面對變幻莫測的前程，更加應該如此。否則，大學就是沒有盡他們的責任。
那麼，我們知道大學是如何影響學生的嗎？筆者曾經和港大的團隊，為港大的90周年校慶，出過一本紀念冊（Growing with Hong Kong，裏面記錄了一千多位港大校友的事跡和照片。這些大致都是事業有成的人物，也可以從側面看到大學的作用。不過，第一，這其實是一本名人錄，不包括港大畢業生的整個光譜；第二，對於每一位人物，只是片言隻語，並沒有說清楚他們走過的生活歷程，因此也沒有記載他們是如何成為成功人士的。
不過，也可以提供不少的啟示，但要聯繫到當年的大學生活。筆者1963年入讀港大，同屆同學之中，其實大都來自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當時大學已經有助學金（簡稱bursary）。稍後，1969年開始，有政府大量的助學金與貸款，大學生更多來自中下收入家庭。他們畢業之後，不少成為社會翹楚。王賡武校長說過，那年代，大學就像是科舉，成為社會上升的主要階梯。有一點值得深思：當年除了一年級、三年級（畢業）各考一次試以外，再也沒有考試。二年級是Honeymoon Year（蜜月年），是學生一生難得的一個窗口，課外和校外的活動非常頻繁，參加校內社團、校外社會活動的機會很多。造就了思想開放的香港第一代公民社會，在當時是一種推動社會的積極力量。但又沒有影響學術成就，不少在大學非常活躍的學生，後來成為了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學者。而其他行業一些知名人士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
筆者在1987年至2005年當了18年的舍監。1987年，跨越了「火紅」的1970年代。筆者當舍監的明原堂，正是1970年代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認中關社」的口號，養成了後來分別着重「認中」與「關社」的社會意識派別。不管政治取向如何，他們紛紛成為了社會的領袖人物。對筆者的啟示，大學釋放了學生的潛能，讓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卻沒有可能控制他們形成怎樣的意識形態。他們形成的各種意識形態正好反映了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他們在許多方面起了先鋒的作用，但也其實是反映了社會前進的現實。
1992年，筆者轉到新成立的利希慎堂當舍監，社會氣候已經很不一樣。沒有了濃郁的政治氣氛。但是仍然保存着很強的傳統──非常認真的「迎新」程式、日以繼夜的各類課外活動。一個372人的宿舍，卻有大大小小大約100個各式組織，包括體育隊伍、音樂藝術組織、其他文化的、宗教的、公益的團體，還有每一層樓（每條村）的內部活動。但是幾乎完全沒有了政治話語；代替的是對於前途的討論、對於自己的認識，反正宿舍的生活很繁忙，不少活動半夜凌晨才剛剛開始，午餐當作早餐。這些授課教師和家長認為大逆不道的，當年的宿生回憶起來，卻是津津樂道。並非故意任性，這些豐富的生活經歷影響着他們一生的走向。沒有這些經歷，他們的一生會很不一樣。然而，在大學的這種經歷，一生中很難再重複。
去年，筆者的舊同事徐詠璇寫了一本《由薄扶林出發：港大新生代50築夢方程式》，算是少有的描述畢業生走過的歷程和心路。雖然都只是成功的青年畢業生，就不只是寫他們的成功，而且有了一個時間的維度，描繪了他們個人演化的過程。記載了在後工業社會，面對變幻多端的社會，年輕大學畢業生多姿多采的生命。這是新時代的寫照。他們不再是在巨型大機構中尋求平步青雲，而是經過頗為艱辛的歷程，經過輾轉曲折的路途，有些經歷了不同的行業，卻築成了自己的夢！
後生可畏，超越上一代！
書中第一位記載的王雷（Bruce），當年是太古學者（Swire Scholar），得到太古集團的助學金，念博士期間，住在大學的學術賓館柏立基學院。筆者在2005年至2015年忝為院長，認識了這一位言語不多的年輕學者。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住在古色古香的港大柏立基學院，經常有機會跟全球最頂尖的訪問學者，甚至是諾貝爾獎得主交流，聽對方分享做學術、做研究的心得，獲得很多啟發。」
最近有機會與他相聚，他就不斷談到在柏立基學院打開的眼界。這是筆者沒有預計到的。筆者在學院每天早餐，接觸的人都是學術的精英，有些還是每年到訪入住的，沒有想到會對年輕的博士生影響如此之大。而當時的10位太古學者又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博士生，互相在拓寬着各自的世界視野。
他畢業後在大疆研發無人機的電池。後來自己創業，專心研發「閃充」，也就是用最短時間的充電，提供最大能量的儲電。而他專注的是太陽能充電。數年前，應該是他創業初期，他帶了一座流動電能站（Power Station），估計是他「閃充」原型，來訪。他當時正在打開美國市場，露營車用戶是一大市場。但是他心裏想的是，如何用於完全沒有電源的發展中地區，例如非洲沙漠。筆者深為感動。
是看到了那本書，才知道王雷已經登上了儲能專業的頂峰，2017年才創業，但他在世界上已經很有地位。這裏且不去提他得到的財富與獎譽，但他念念不忘的是人們的需要。他的捐贈，包括鄭州的水災、美國得州的風災、日本的地震；而且在疫情期間，公司陷入困境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把產品庫存全部捐給了武漢。
最近見到他，是他的領導班子元旦到香港度假。筆者獲邀與他們交流，話題竟是關於孩子們的教育。一家科技公司，都是技術的專業精英，他想到的卻是員工的家庭生活。在悉心鑽研技術的老闆之中，也許不多見。
這裏拿出王雷的例子，是因為他給了筆者非常深刻的啟示。大學教育就是開拓學生的頭腦。在王雷身上，第一當然是專業知識，那是他事業的基礎；第二是廣闊的眼界，找到了創新突破的視窗；第三是關愛的素養，心裏懷着人們的災難與需要。但是更重要的一點：這些知識、眼界、素養，學生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他們也在這些方面不斷發展與提升。他們不只是傳承，而是在創造未來，可以遠遠超過我們上一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