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各界都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存續表示關注，「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和「香港玩完論」此起彼落。但無論如何，目前和歷史上曾出現的金融中心，總有它們的共通因素及重要條件；一旦過度違背這些「法則」，必然會令金融中心走上衰落一途。
對於為何現代國際金融中心只能在西方海權國家出現或產生，早前筆者參考了美國著名宗教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1934-2022）的《理性的勝利：自由、科學、資本主義，以及進步的理性神學》（The Victory of Reason: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2005）。其書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是一部西方資本主義與金融中心簡史。回溯歷史，可了解國際金融中心的興衰與轉移的模式：第一，國際金融中心一旦衰落，基本上是一去不返、無法逆轉，就像威尼斯、布魯日、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這樣一直轉移；第二，國際金融中心經歷由小到大的發展，由最初威尼斯的城邦，到後來布魯日、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等較大的城市，到最後直至大海能夠阻擋強敵入侵，並擁有龐大軍力及經貿實力，甚至需是世界強權，才足以產生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是政治的延續
國際金融中心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密不可分。資本主義奠基於三大因素：有保障的產權、自由的市場，以及自由的勞動力。這幾點即使在今天香港也完全適用。但對於如何確保這些因素，除了先要有對自由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對民主的政權，使資本主義得以在「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的庇護下發展——不受限制的專制統治或寡頭政治會降低政治自由，也令個人產權不再安全地受到保障。
讀者或許已聽說過，威尼斯本來是東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不過因為實際距離遙遠，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又與日俱增，使拜占庭最多只是名義上對威尼斯擁有主權。後來隨着威尼斯控制了歐洲和東方的通商，經濟崛起伴隨着有利成長的制度性創新，催生出商業革命與政治改革，成為當時最先進的開放自由經濟制度。但後來威尼斯出現政爭與修憲，變成了寡頭政治，並設立警察，以打壓異見來鞏固新秩序，其政治封閉逐漸擴展成經濟封閉，貿易開始走下坡，揭開了威尼斯沒落的一頁。所以說，威尼斯的衰落始於寡頭政治，終於1797年被拿破崙所滅。且不說大部分歐洲金融中心皆為專制帝國入侵所毁滅。
安特衛普與阿姆斯特丹 香港與新加坡
其中安特衛普的例子值得我們深思。1555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的卡路士一世）任命他的兒子菲利普（後來的菲利普二世）為尼德蘭的統治者。當時安特衛普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重鎮，也是整個世界的商業中心和金融中心，但宗教改革的思想亦早已傳到了安特衛普，令信奉加爾文派歸正宗的尼德蘭人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之間，矛盾衝突日增。1566年8月，由激進加爾文派所發起的「聖像破壞運動」來到了安特衛普，結果聖像破壞者一路上完全沒遇上任何抵抗，反而受到大批群眾夾道歡迎，導致教堂被洗劫，聖像、聖畫都被搬到街上打碎。這對西班牙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於是菲利普二世任命名將和劊子手第三代阿爾瓦公爵為尼德蘭總督，嚴厲鎮壓尼德蘭人民的一切反抗活動，處決了大約8000人，令地區很多上層階級離心離德。
阿爾瓦公爵的血腥統治，加劇了尼德蘭人的反抗，以致菲利普二世不得不於1573年將他召回。後來各方嘗試協商談判，可是即使找到達成和議的基礎，每一次努力都無疾而終，因為菲利普終究無法對新教的存在存有任何一點寬容。最不幸的事情終於在1576年發生：由於菲利普無法及時發放軍餉，引致帝國軍隊發生兵變，士兵抵達安特衛普後，發生了所謂的「安特衛普大屠殺」（Sack of Antwerp），成千上萬的人遭殺害。大屠殺導致英國商人不想冒險造訪當地而尋找新的商業聯繫；到了1582年，英國與安特衛普的所有貿易都已停止。這次大屠殺，被普遍認為導致安特衛普失去其在尼德蘭地區的經濟、金融和文化中心地位，並為阿姆斯特丹的崛起鋪平了道路。過去一度聚集在安特衛普的外國商人，大多去了阿姆斯特丹。
戰火與大國侵略
由此可見，在戰火與專制帝國的威脅下，國際金融中心的處境經常危如累卵。承接安特衛普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即使荷蘭軍事上表現突出、成功抗擊西班牙、抵禦法國的侵略，與英國人長期打得平分秋色，曾一度成為歐洲最富裕強大的國家，並擁有海上霸權與金融霸權，但最後仍難逃在第四次英荷戰爭中，被英國徹底打垮的命運，促成1795年被法國征服的結局。此前一直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戰後被倫敦取代其地位，全因英國能夠提供避免戰禍的可靠保護。儘管如此，英國還是在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及拿破崙之後，才踏上國際金融中心的坦途。
歷史的啟示
筆者特意舉出這3個例子，是想說明（1）過去幾年外界對香港政治的批評與針對，毋寧說是對香港資本主義的質疑——不受限制的專制統治或寡頭政治會降低政治自由，也使個人產權不再安全地受到保障——自由和私有產權的保障，本就是資本主義的基石，假如連這兩者都無法保證，國際金融中心根本無從說起。
事實上，從西方資本主義與金融中心的歷史來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總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從來沒有一邊是開放自由的經濟制度，另一邊則是專制或威權統治，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要達至國際金融中心所必需的開放和多元，背後必定是相對民主的政權。因此，一國兩制實在是各方的最大公因數，唯有這樣，才可恢復一貫以來合乎西方規範的自由市場配上有限政府的格局。而外界由始至終都是呼籲要讓香港回到一國兩制，可見這的確是他們所願，也是西方資金回流的最先決條件。
（2）安特衛普的「聖像破壞運動」與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固然專制帝國對國際金融中心構成嚴重威脅，但無論誰對誰錯，一旦國際金融中心遭殃，基本上難逃衰落一途。故此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自身也好，專制大國也好，均需要保持克制，否則只會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手相讓。更重要的是，須確保國際金融中心所屬地方擁有多元且善於合作的利益集團，才不至於釀成無可挽救的大錯。
（3）香港得以晉身國際金融中心，可說是「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下的一個偶然，以致香港雖只是個城市，仍長期無懼別國侵略。但時移世易，今天中美關係緊張，香港不但淪為中美角力場，而且台海戰爭的風險正持續加深。這並非香港可以處理，亦難保可免受池魚之殃。這可能是香港回歸以來的最大考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