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前輩陳婉瑩教授編寫的新書《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最近出版，上月更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舉辦了一場新書發布會，很多知名教授與校友都出席及分享，場面溫馨感人。這本用新聞手法寫作的專著資料翔實、訪問獨家，發掘整理出港大112年歷史長河中一段非常珍貴的時代足跡，陳教授的團隊功不可沒。
香港大學1911年創校的宗旨是為中國而立、為溝通中西文化而立，戰前的確培養了不少從內地來港大讀書的人才，後來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可惜中共建國後閉關自守，50年代起港大無法繼續為中國培養人才，集中訓練本地精英，中港兩地的學術界幾乎斷絕往來。到了70年代末，鄧小平力挽狂瀾，推出改革開放政策，讓百廢待興的中國重新與世界接軌，香港發揮了劃時代的作用，而一大批香港大學的教授與畢業生作出了重大貢獻，陳婉瑩教授的新書做了很深度的紀錄。
中國改革開放 港大貢獻重大
由於香港大學是香港早年唯一的大學，甚受中央的重視，早在50年代中期先後有英籍教授及師生訪京團，得到總理周恩來親自接見。1971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了回國觀光團，在文革期間親身體驗中國的面貌，回港作出報道後掀起了一股大專界的中國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大學生紛紛組織回國交流團。1980年9月，港大校長黃麗松教授應國務院港澳辦邀請訪問北京，與廖承志主任會面，是一次破冰之旅。1982年6月，黃麗松校長再獲邀訪京與鄧小平會面，鄧說明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的構思，並表示香港大學對內地大學的發展可以擔當重要角色。之後黃麗松開始籌辦和推動與內地大學的交流。
1985年被譽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年，我適逢其會，暑假期間參加了由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北訪教育交流團，訪問上海、南京、北京多所最著名的大學，也到訪剛成立不久的深圳大學。在與上海復旦大學的交流，即使校園的硬件設備仍然很落後，學生求學的熱誠非常高昂，很渴望與外界交流，我認識的學生會會長與中文系老師都成了好朋友，之後一直有互通書信及見面。在北京除了參觀北大、清華，也有機會到訪中央民族學院，與少數族裔的精英學生交流，更與學生會會長維持了幾十年交情。
當年在大學負責接待我們的年輕幹部，轉眼已經步入退休年齡，每次訪京我都盡量安排敘舊。那次訪京最難忘是有機會私下拜訪錢鍾書教授伉儷，與錢教授交流了一個多小時。回港後我在港大中文學會的年刊《友文》寫了篇文章，並把刊物寄給錢教授，很快便收到他用毛筆字寫的回信。這位國際鼎鼎大名的學者很喜歡與年輕人交流，之後幾年都收到他與太太聯署的賀年卡及信件，非常感動。
聯繫港大校友 成立內地校友會
1987年畢業後我繼續留在大學進修及工作，那一年港大學生會為慶祝成立75周年，計劃舉辦一場亞太區國際學生會議，邀請中國、台灣及東南亞等地的學生來港參加。學生會委託我邀請兩岸的代表出席，我便決定親自去北京拜訪全國學聯提出邀請。臨出發前港大新聞處主任徐天佑先生得悉我會赴京，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聯繫多位戰前港大老校友，因為他們有意在內地成立校友會，與母校加強聯繫。
徐先生只給了我一位聯繫人馮子珮先生的北京工作地址，到京後我託全國學聯職員的幫忙找到馮先生，他是30年代工程學院畢業的老校友，與他約好見面，真有時光倒流的感覺。他為我約了幾位北京與天津的老校友見面，其中一位竟是港大第一屆醫科畢業生（1916年）林宗揚教授，已經96歲，有機會為他做訪問，非常珍貴。之後到上海拜訪另一位30年代工程學院畢業的李善道教授，他1935年出任港大學生會秘書，比我早了50年服務學生會，臨別時他送了幾張他風華正茂的照片及1935年學生會年刊，我一直珍藏。不久後內地的港大校友會在北京正式成立，王賡武校長親自主持典禮。
拜讀《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讓我回憶80、90年代與內地高等教育界的交往。1988年我出任明原堂宿舍導師，協助舍監程介明管理學生。當年有不少從內地來港大讀博士學位的學者，明原堂有幾位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的博士生，都成為我的好朋友，常有機會交流，他們學成後回國都有很好的發展。港大有幾個學院與內地的交流很積極，書中提及的醫學院、工程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建築學院、法律學院、社工系、亞洲研究中心、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等，對培養內地人才及促進交流發揮重大作用。
發布會邀請了多位代表人物分享經驗：梁智鴻醫生到設備欠缺的醫院示範如何做手術；李焯芬教授為中國改善水利出謀；丁新豹教授回憶中文系老師趙令揚教授如何促進與內地文史界交流；程介明教授與白傑瑞教授走遍大江南北四十載為教育獻策；周永新教授與梁祖彬教授最早為中國栽培社工人才；葉嘉安教授孜孜不倦為成規教育開闢新版圖；三位傑出校友朱裕倫、楊伯成及施能自分享在內地創業之路，他們的傳奇經歷都紀錄了香港大學對中國改革開放各個領域的寶貴貢獻。
感謝陳婉瑩教授策劃這個專題，寫下港大近半世紀歷史重要的一章。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