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縣長》在1976年出版,胡耀邦的兒子也在香港買到這本書,後來胡耀邦就通過報紙記者,向陳若曦表示歡迎她再來祖國大陸。所以在1985年,經歷過文革洗禮的陳若曦就應邀再次回到中國。
撰文:陳潤新
摸不着頭腦的「高度自治」
事實上,陳若曦一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文革帶給她的,也只是傷痛而非仇恨。《尹縣長》呈現了陳若曦的寫作風格:樸實、客觀。雖然這部作品是小說性質,但當中對文革時期的客觀描述,是得到一致認同的。在離開中國移民到加拿大後,1979年陳若曦又移居美國,期間她不斷接待海外華人作家,如巴金、曹禺等,也是她家的座上客。
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邀請陳若曦回到中國,更親自接待陳若曦。會面期間胡耀邦侃侃而談,更提起了台灣與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這個概念,在今天,我們都不陌生;但在當年,中英聯合聲明才簽署數個月,一切顯然都過於新穎。對於陳若曦來說,這個「一國兩制」實在是難以理解。「我這個人就是不會裝假,我說胡先生一個國家怎麼能兩制呢?高度自治?一般人聽得懂『一國兩制』也就算了,我說胡先生,怎麼樣算高度自治?他答不出來了。」
的確,「高度」與「自治」在字面上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矛盾。「高度」即包含着不完全的意思,若果不是完全的「自治」,「自治」又是否真正的「自治」?面對這個疑問,胡耀邦也一下子語塞。他選擇了用一個折衷的方法解釋「一國兩制」:他不直接回答,但選擇用西藏做例子。胡耀邦對陳若曦說,中央給予西藏的,就是高度自治,更提議陳若曦有空可以到西藏看一看。
高原上的自治與誘感
陳若曦對此也絕不含糊,反正本來就對西藏很有興趣嘛。於是她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在後藏見到了當時的班禪喇嘛。班禪喇嘛一見面就對陳若曦透露,說很羨慕台灣和香港。陳若曦當下便感到很疑惑,西藏不就是一國兩制了嗎?不是有高度自治嗎?班禪回應指「『高度』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讓陳若曦到今天還是記憶猶新:「你知道大陸人說話就是這樣,他不說多少、大小,就說有什麼什麼空間,所以這個我印象很深刻。」也許,西藏有的其實就只是高度。
達賴喇嘛是比較為人熟知的西藏領袖,但事實上,西藏的領袖有兩位,一位是達賴,另一位就是班禪。一般相信,達賴代表着觀音化身,班禪則代表着阿彌陀佛的化身,兩者互為師長。陳若曦對於「高度自治」的疑問,也在後來的西藏政治演變體現出來了。在1995年,出現了班禪「羅生門」的事件,當時的達賴認定了一位年僅六歲的孩童是新任班禪轉世,但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這一結果,繼而另立一位班禪。而這一位達賴喇嘛,正是我們現在常聽的西藏流亡領袖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後來陳若曦回台灣研究佛教,準備寫佛教小說,她一共去過兩次西藏,還帶了其他作家去。西藏的風土人情,都讓陳若曦回味不已,更表示這是一生必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西藏的許多風俗習慣跟內地很不一樣:多夫多妻、各種的葬禮等,都與中國內地相差太遠。陳若曦去了西藏以後,發現民族之間有一些隔閡,西藏人民總抱怨漢人把藏人的生活漢化。即便對「高度自治」存有疑問,但陳若曦認為這並不是漢化,而是現代化。「我覺得西藏封閉原始不等於進步、不等於文明,所以我還是希望西藏能夠開放,尤其希望把達賴喇嘛請回去,我覺得那樣對西藏非常好,所以我回來寫了一本書《青藏高原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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