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可以公平嗎？這是筆者1981年在《信報月刊》一篇文章的題目。最近有一個NGO議論，他們的使命就是幫助弱勢家庭學生，他們的工作，是否對社會步向公平作出貢獻？事隔多年，拿起當年自己的文章，覺得值得重溫這個題目。
「教育可以公平嗎？」其實是不太準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討論，似乎永無休止。但是這個題目，其實包含教育制度內部的公平，以及教育與社會公平之間的關係。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但又是互相連接的。
首先是教育制度內部的公平。什麼叫教育公平？是投入（input）公平？產出（output）公平？結果（outcome）公平？是3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但是教育的產出（畢業生），已經沾到社會的邊。結果，也可以叫影響（impact），也就是上述那個NGO的探討，教育對於社會的不公平，可以有什麼影響？下面嘗試抽絲剝繭，逐步分析。
投入均等 只是起點
同時，均等（equality）、公平（equity）、公正（fairness）是不同的概念。均等，比較簡單，也就是劃一分配。公平，就會把分配與需求合起來考慮。公正，則往往指原則與過程，遊戲規則。
先說均等。筆者初次接觸教育政策，1970年代，講究的是教育規劃。當時的主要議題，是普及教育，即讓每一個孩子在學校有一個位子。全球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教育政策的目標，都是普及教育：先是小學，然後是九年義務教育。背後的假設，就是每個學生有了一個學位，就算是接受教育了。
教育規劃隨之而來的目標，就是教育財政。讓每一名學生都受惠，就要計算每個學位需要多少錢，叫做「單位成本」，也就是每個學位需要投入的資源。這裏，是一種均等的計算。也就是每一名學生得到同樣的資源。現在看起來，這是比較粗糙的社會政策──投入均等。當時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現實之中，投入均等，只是政府公帑的投入。無法阻止家長、社會對學校和學生投入更多的資源。即使是公立學校，學校也可以自己吸引甚至創造更多的資源：學校可以募款；可以申請得到跟更多的公帑資源（在香港，例如優質教育基金）；學校可以創造一些收入（如製造、種植、商業）。除非禁止這一切（也有這樣的國度），學校和學生所受的資源，其實往往是不均等的。更不用說家長可以選擇私立學校，他們的資源就更加不是公立學校的平均數。這可以說是社會財富不均，投射到教育資源的不均。
但是，就算是只看公帑投入均等，只可以實現「有教無類」，不計背景，都可以入學，享受同等的資源；但是卻做不到「因材施教」。簡單來說，一樣的資源，面對的卻是不一樣的學生。突出的例子：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他們需要額外的資源，才能夠獲得適切的教育。因此有了公平的概念。否則，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連起點都到不了。我們會說：「對他們不公平！」
教育結果 難以均等
即使教育的投入可以照顧個別學生，因而達到投入公平，產出卻談不上公平。學校可以有不同的物質環境、不同的辦學理念、學習側重點、行政風格、教師隊伍、歷史和文化，更加有不同的社區特點和家長社群。這種種因素，都會對學生的成長，產生影響。即使在學校比較劃一的制度裏，每所學校還是有她的特色。在香港，即使是同一個辦學團體，辦學歷史也差不多，學生的成長也會很不一樣。政府或者是社會的投入，只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
這種種因素以外，還有學生個人自己先天和後天的因素，造成他們各各不同的成長，形成學生的個人特點。還有許多個人的偶然際遇，形成他們各自的品格和風格。
起點可以調節，終點卻是很多因素造成，無法調控，也無法預測。這些不言而喻，本來都屬於常識範圍。但是當人們興致勃勃地討論宏觀政策的時候，往往都彷彿忘記了。又回到工業社會的框架，彷彿學生都是齊齊整整一個樣的原材料，只要加工得法，就能夠產生一個樣的畢業生。
不難看到，正規教育的具體結果──畢業生，是多種多樣的。畢業生除了成績有差異之外（例如GPA的高低），離開了學校，僱主的評價、工作中的表現、事業的成敗，都說明同樣的教育，會產生不同的畢業生。這裏不再重複簡美蓮博士的論文：在現代社會，同一所大學、同一個學位、同一個行業，畢業生的工資可以有很大的差別。說明從聘任單位的角度，評價畢業生不只是看他們的教育經歷。
那麼，教育是否可以促進社會公平？非常原始的教育經濟學，認為人的收入，決定於人的能力；而人的能力，決定於所受的教育份量。這樣的推論，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假如每個人都接受同樣的教育份量，例如同樣大學畢業，那麼每個人的能力都應該一樣，因此收入也會一樣，於是就會出現公平社會。當然，只有傻瓜才會這樣想，因為這種情形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就說明，社會的不公平，不是教育可以改變的。倒過來說，社會的不公平，不是教育造成的。或者說一句不中聽的話，社會的不公平，是人類的競爭本性的反映，也可以說是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必然結果。而如果社會毫無節制地容忍弱肉強食，這種不公平就只有不斷加劇。
改變命運，改變社會？
這樣說，教育的作用豈非非常悲觀？不是說「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嗎？古代的科舉，不是有不少窮家子弟，因為努力奮鬥而走上社會上層的仕途？我們的身邊，不是也有不少出身寒微的青年，經過在教育制度裏面的努力，進入了社會上層？
話分三頭。一、知識，肯定可以改變的是個人的命運。但是，個人的社會上升，不等於就會改變社會的階級結構。社會結構的形成，有比教育大得多的複雜因素。
然而，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在社會階層之間流動，也許是階級社會的活力所在。於是要講究「機會均等」──個人有機會向上流動，或曰「機會公平」。否則，就像1970年代西方學術界擔心的，教育只會讓階級結構不斷重複再生（social reproduction），也就是固化了人們的階級身份。
二、然而，社會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香港，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中等階級逐漸膨脹，金字塔逐漸變成了中間略大的「橄欖」。整個中國也有這種趨勢。這與筆者不斷描繪的生產形態變化息息相關，反映了大規模生產的金字塔形社會，正在逐漸退場。香港的中小企微企業，愈來愈多；形象地說，大大小小的老闆也愈來愈多。這種形態，還在不斷而迅速的演變中。
三、但又不是說教育就沒有正面影響。教育，並不等於就只是知識與技能；教育的結果，也不只是個人的收入與地位。1970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學生時期的「火紅年代」，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新的世代。他們許多後來在社會上獨當一面。但是不為人注意的，也許更重要的，是潛移默化的移風易俗，在社會上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主流，其中就包括以公平的意識看社會。無可否認，與50年前的香港比較，社會的公平意識強烈了很多；或者說，人們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容忍度愈來愈低。
教育可以使下一代更具公平意識，因而讓更多人關注社會公平，可以使社會的不公平不致愈變愈烈而走向極端，造成難以挽救的社會危機。
教師和家長也許會覺得，這些都是宏觀的大道理，對待我們面前的孩子，可以做什麼？下周再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