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模式的運行
鄧小平帶領中國重啟現代轉型，決心向外開放，主要是向西方日本開放的時候，先進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浪潮正在興起，把生產轉移到成本最低的地方成為潮流。環顧當年最有可能受益這一浪潮的大國，蘇聯受困於前面提到的計劃經濟遺禍和國家崩解，嚴重混亂，無法集中精神搭乘這趟全球化順風車。印度則因內部種族結構和政治環境過於複雜，未準備好從人力經濟躍進向人手經濟。
只有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後，國家繼續保有強大的集中統制能力，而鄧小平又下定決心以西方日本這些先進國家的經濟制度為範式，全力發展經濟，以重建毀於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執政共產黨統治權威。這樣通過各種政策與策略的建構，中國佔了上風，奪得了全球化從西方日本這些先進國家轉移出來的幾乎所有人手職位，甚至奪得那些原來轉移到小龍小虎的職位，乃至一部分先進國本來不擬轉移的職位。最終造成全球職位錯配，即消費與生產的環球失衡。
中國賴以奪得環球人手職位的政策策略及激勵機制，可以說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中國模式所以在鄧小平帶領下成功踐行，首先是中國與那些全球化主導者，即意圖到成本最低的地方進行生產的西方國家有着良好關係，並刻意加強。正如筆者曾經引述過的，鄧小平充分意識到，「歷史地看，凡是與美國搞好關係的，都發達了。」
鄧小平的睿智，除了看準方向而外，還在於對時效的掌握。他多次強調要抓住機遇。雖然這更多體現於這位紅朝太宗急於擺脫中國因文革破壞而貧窮落後的處境，以免政權認受性被質疑的焦急心情；但也不排除他看到各國對人手職位的激烈爭奪，工資低的國家在所多有，供應極多，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急速行動。抓住機遇的號召，對中國捷足先登可說居功至偉。
這樣的態勢之下，中國政府以低環保要求、低工資水平這些必備條件爭奪人手職位之外，最重要的取勝法寶其實是官員銓敘制度的根本改變。中國執政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號召、以中國農民為主體、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長期以來以革命破壞為主，黨員多文化水平不高，執政後以階級鬥爭為主軸的政治運動治國，政治忠誠為首要要求，能力才幹不是重要的考慮。鄧上台後在政治上捨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治國，改為全力發展經濟。去除沒有文化的老粗，吸收受過良好教育的俊才加入管治機構。以發展經濟的能力作為官員銓敘升遷的首要標準。
衡量發展經濟的能力，自然取其績效，也就是官員主政的地區或部門經濟增長的成就。當年，中國與外界在技術、管理及整體經濟水平差距極大，發展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最快的路徑就是引進外資。這樣全國各級官員風塵僕僕，絡驛於途，先是港澳台，而後東南亞、美歐日，爭相招商引資，競相提供優惠條件，乃至給外商以超國民待遇。
以中國政治制度的高度集中，政府的行為沒有任何制肘，這些在其他國家看來匪夷所思的重商——應該說是重外商——的政策，使中國擊敗所有競爭者，成為全球化幾乎唯一贏家。因為官員尤其是主政一方的地方主官（通常是執政黨當地黨委書記）大權獨攬，且政府運作極不透明，這一過程中，不肖者自然中飽私囊，普遍貪腐。很多地方主官換人之後，新主官必重劃發展藍圖，這樣既可顯示自己發展經濟的能耐，也為自己提供尋租、上下其手的機會。這樣，牌面上銓敘升遷、暗地裏尋租貪腐，成了激勵官員努力發展經濟的兩重體系。
（明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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