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經濟流年不利。政府雖頻密推出刺激措施，從增加基建投資，推出國企改革到，放鬆銀根降準減息，卻成效不彰，幾於百端罔效。每次經濟數據公布都有令人慘不忍睹的感覺，更對資本市塲帶來巨大衝擊。
我所接觸的，在內地經營實業的朋友無不叫苦連天，對經濟狀況憂心如焚。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之惡劣甚於金融海嘯時期。對中國經濟形勢衝擊尤大的是中國政府在金融市場遇到的重大挫折。那就是傳媒論之已屢的股災。本來中國政府欲通過造就 A 股牛市達到經濟去槓杆化及產生財富效應，帶動消費，拉高經濟增長。但因目標過多，政出多門，手法拙劣，遂功敗垂成，且帶來無窮後患。
金融海嘯是世界經濟尤其是金融體系山崩海裂的，百年未遇的巨大災難。世界經濟龍頭美國乃至歐洲金融體系幾乎崩解。經濟活動如同失去動脈供血般近於休克。今天雖然因為美國醞釀加息而使美元強勢畢呈，影響環球資金流向美元區，困擾極需外資流入的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但影響不應與金融海嘯的衝擊相比擬。
實際上美國經濟勢頭良好，職位增長頗為可觀，糾正新世紀以來最困擾全球經濟的職位錯配（即消費在歐美而職位大量東移）的再平衡，大有進展。而歐洲和日本經濟雖未若美國亮麗，卻也沒有嚴重惡化。如果把中國經濟的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不免有誤判之嫌。今天中國的困境應該從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15年的崛起——總之從中國發展模式中尋求答案。
一、中國模式形成的背景
世界上有沒有中國模式人言人殊。既有觀點角度問題，也有利益權衡的問題。包括對中國心抱嚮往之或深惡痛絕兩種態度的論者，或為了帶來軟實力的宣傳利益。筆者無意參與這種爭論，只是認定有沒有中國模式在於如何為模式定義。實際上，所謂模式既要有首創又要求成功這兩個要素。
廣義地說，以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國家的集中統制力量，達到經濟的急速發展，現代社會環球歷史上有過很多先例。早年的德國，後來的日本，亞洲小龍都是成功的例子。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並不成立。但是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成功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加上中國作為前計劃經濟國家，在沒有改變國家政治制度乃至國家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我們可以說中國模式是存在的。
中國模式的產生有其背景，那就是計劃經濟失敗和全球化蓬勃興起。作為計劃經濟國家，計劃經濟的失敗和黜棄對中國而言，不像蘇聯和東歐那些計劃體系完善的國家般帶來類似休克的衝擊﹙記住，蘇聯當年由哈佛學者提出的500天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方案叫休克療法﹚，反而相當程度上是一種令人如釋重負，心情豁然開朗感覺的解脫。
以此相對照的是由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獨立出來的諸國，至今乃在轉型的泥淖之中。中國緣何而臻於此呢？是中國統治精英有高人一等的能耐嗎？這並非主要因素。原因是中國當年的計劃體系，是一個非常初級、不成熟的體系。百分之90的國民根本生活在計劃體系之外，身處自然經濟之中。這一點在中國後來的發展中其實非常重要。
某程度上，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有親緣關係，一方面它們都是自然生成、發育而成的，類似自然生態，有強靭的生命力；同時它們具備前後相繼的發育過程。大家知道，今天的成功市場經濟，都由自然經濟演變而來。
反而計劃經濟則明顯是人為設計。它根本不是自然進化的。只要主張計劃經濟的政治集團奪得國家統治權，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改變經濟結構，建構計劃經濟體系。可以說計劃經濟這體系如同人們用混凝土澆灌而成，沒有生命，卻又不易打碎。前蘇聯諸國，就是為了打碎這些堅固混凝土，使之成為市場經濟的沃土，而費盡心力，蹉跎歲月。
除了中國計劃經濟負累少外，全球化的浪潮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另外一翼。以筆者人力、人手與人腦三種經濟形態分野的分析架構，那些成功的市場經濟——這裏主要指的是歐美日本——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創新受到激勵、支撐，層出不窮，當年在冷戰及較高運輸成本的背景下，創新技術主要運用於國內的生產之中，從而使本國生產力不斷提升，工資也跟隨上升，即生產成本增加。這樣，造成了這些成功市場經濟國家與那些在人力及初步人手經濟體之間，就有生產成本差距。
先進經濟體的生產企業有誘因把生產程序轉移。尤其隨着技術進步，運輸成本不斷下降，使這種轉移的誘因更大，到了一國發明的創新技術可以轉移到另一國生產的程度。但是世界上待開發的國家非常多，這些國家的人手並不是無可代替的﹙真正無可代替的稀缺事物，是先進國家的創新技術﹚。這樣就有一個待開發國互相競爭這些人手職位的問題。
最早在這種競爭中成功的是亞洲小龍。這些小龍本來就是工業國的殖民地，其中香港當年尚在英國治下。這些小龍的舊有淵源，使其有法治這一現代經濟的重要因素。加上社會相對穩定，香港與星加坡根本就是兩個城市經濟體，有完善的管治，當年相對工資水平也低，從而先拔頭籌成了全球化最早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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