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周二），參加了田家炳基金會40周年的紀念活動，獲益良多，在此與讀者分享。田家炳先生的確是難得的慈善家。最令大家敬佩的，是他曾經賣掉房產用於捐贈。他的捐贈，集中在教育。他的名言是「中國教育的希望在教育」。開始的時候，資助貧困農村建校舍。後來國家資助增加，他又迅速轉到資助師範學校。內地的師範院校，很多都有田家炳大樓。
記得幾乎是30年前，隨田先生到他家鄉梅縣大埔，主持幾十個資助項目的開幕典禮。穿着校服的學生在道路兩旁揮舞小旗，震天價響地喊着「歡─迎─爺─爺」，一路不絕。真箇是夾道歡迎。沿途還有鞭炮。項目包括學校、幼兒園、診所、橋樑……記不得那麼多了。我問一位教育局的負責人，「田爺爺的這些資助，對經濟影響大吧！」對方答「那倒不一定。不過我們就是希望誕生更多的田爺爺！」至今難忘！
歷代科舉 科學無緣
周二的活動，先由朱經武（特地飛回香港）與李焯芬兩位教授演講。兩位都與田家炳先生有密切的交往，也引起了不少對於田先生的回憶。朱教授的題目，是「科學．技術．社會」；李教授講的是「從經學．到科學．到當代教育」。都是跨學科的題目，都是文理互通的話題。這也可以說是代表了現代思路的趨勢。這裏集中分享一下李教授的演講，他提到教育。
李教授提出一個「李約瑟難題」。Joseph Needham是劍橋教授，終生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他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出版了7卷共27冊，是中國科技史的權威。他的難題是「為什麼中國的科技在16世紀以前比西方優越，但是現代科學卻沒有在中國發展？」
李教授引用了另外一段：「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讓歐洲人着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的確，朱教授講述半導體與超導體的發明史，裏面就有不少傑出的華人科學家。）
李教授認為，古代的教育──科舉──只講究經學，沒有科學的空間，是一個重要原因。又引用金耀基教授的論述，認為中國古代的教育，重「人」，而不重「物」。李教授掃描了唐、宋、明、清的科舉要求，都是在經學的領域打轉。科學沒有發展，毫不奇怪。
筆者還可加以伸展。第一、古代的科舉，其實不算是教育，基本上是選拔官員的機制。不過因為着重「讀」與「寫」，就容易被誤認為教育。試想，門生應試，不會是探索真理，更不會是試圖創新。門生的心目中在於金榜題名，因此難免要揣摩上意，希望主考的（也許是皇上）硃筆一揮，成就功名。
科舉鼓勵下的門生，關心的是功名，而不是學習的內涵。上了榜，功名在手，也就目的已達；哪裏有科學發明的餘地？這也許是李教授引述余英時談到的「教育制度與內涵」的關係。
假如仍然要以古代科舉考試作為主軸，又有李教授所引的金耀基教授：「中國讀書人讀書應試是以儒家之經學（四書五經）為主的，講的是從修己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的學問，其核心是成德之學，根本上是「做人」之導，是建立社會之道德秩序之道；……換言之，中國重視的學問是「做人的學問」，這種學問是指德性之知，不是理智之知。」
這與Howard Gardner與1984年提出關於competence（能力、素養）的文化分類（本欄曾經介紹過）不謀而合。Gardner認為人類總要面對三個世界──自然界、人造物、人類社會，而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側重點。他認為西方世界以往一直側重對於自然界的「科學」闡釋；而東方社會如日本與印度，則側重人類社會中的相互關係。（他開始注意中國，是1988年的事）。這也可以說是側重科學與側重經學的分野。
概括思維 繞過細節
關於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劉長林在他的《中國系統思維》有另一種解釋。筆者曾經多次介紹他的「系統思維」，是指中國傳統的「概括性」或者「總體性」（holistic）思維，有別於西方主流的「分析性」思維。中醫與西醫，可以說明這種分別的典型。劉長林還提出了經濟、天文、農業……等等方面加以說明。他認為，由於運用了高度概括的哲學思維來解釋自然現象，而且長久來說，逐漸因為行之有效而建立系統，但也因此可以繞過明細的分析性探究。就拿中醫來說，筆者的理解，是一種非常有深度的科學，但是沒有進入到人體的明細分析。因此，中醫沒有進入細胞級以及更微小的生物世界，但卻可以研究到人體各部分的相互關係。在西醫來說，認為沒有具體人體部件的分析，沒有具體的數據，就不算科學；因為他們根據的是分析性科學。但是西醫又會出現部門的分隔，可以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
這種概括性的思維，在西方出現突飛猛進的「現代科學」，繼而出現「船堅炮利」軍事實力的時候，就吃虧。怪不得民國初期，曾經出現取締中醫的浪潮。「打倒孔家店」，一時甚囂塵上，也就難怪。
但是以上的種種，還是不能解答李約瑟關於16世紀分水嶺的疑問。側重經學，是來自科舉（7世紀）甚至更早的傳統，為什麼16世紀開始比不上歐洲？筆者的解釋，也許不是中國落後了，而是西方的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就李教授當天出示的一張圖表，16世紀是西方文藝復興年代的高峰，文藝復興結束了歐洲的中世紀，是一種社會的解放。思想、藝術、科學都豁然奔放；也開始了遠洋航行。也許就是金耀基教授說的，從「神學時代」進入「科學時代」。那是西方社會掙脫純粹的神學束縛，從純粹向造物主尋求真理，轉而探討自然界的規律。
文藝復興，也可以說是歐洲中世紀農業社會到後來的工業社會的過渡。李約瑟提到的伽利略，正是那時候的表表者。然後是17世紀的牛頓，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以手動礦業和紡織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因蒸汽機的發明而出現的機械化大量生產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的科學發明，廣義來說，都是機械化工業促成。
工業發展 科技發明
這段時間，中國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與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中世紀」一樣，對待自然界，是一種穩定（或曰停滯）狀態，沒有發展科技的需求，也沒有顯著的探索自然、發展科學的目標和機制。看不出有什麼科學發明的理念和土壤。清末的洋務運動，以及庚子賠款留學歸來的人員，算是出現科學發明的唯一窗口。（少時就聽過詹天佑的發明，現在有說是誤傳。）是受到了西方的軍事侵略，才有了學習「西學」的動力，才有了北洋大學。但是看當年的建校過程，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失去了中國的人文文化，因此有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可以說是勉強的西化。這種情形之下，更不會發生符合西方科學思維的發明。
以上，只能說是嘗試解答李約瑟之難題。這難題的背後，有文化背景的思維，有社會制度的規限，也有經濟發展的驅動。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開放改革，就彷彿是一國之內的文藝復興，大小發明遍地開花。但是以物質發展為一方，以人文進步為另一方，這矛盾也許將會永遠存在下去。李教授所引唐君毅的話：「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平衡發展（「心」與「物」的平衡）」，也許將永遠是一個課題。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