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至今不足兩個月，現在當然不宜對其管治做結論或給予評斷。然而在這50多天，有些事件、場景和畫面，就算稱不上是「關鍵時刻」（defining moments），也揭示了若干真相和透露了某種實情，令我們更明白今日的香港和特區政府。
MIRROR事件與娛頭治港
在香港，一如其他先進城市和發達國家，工業意外是生活的日常（a fact of life）。勞工處統計，2021年全年工業意外多達8865宗。既是如此，為何在演唱會發生的屏幕鬆脫擊中舞蹈員事件，會得到李家超高度重視？事故發生後兩小時，他就發表聲明表示震驚，並要求文體旅遊局調查。其後更勒令局長級官員介入，說要「確保調查深入、全面而迅速」。
原因很簡單，演唱會的主角是香港目前人氣最盛的男子組合MIRROR，事件因而順理成章地成為報章娛樂版與娛樂網站的頭條新聞（簡稱「娛頭」）。李家超與他的團隊大概是「讀娛頭而知民意」，於是「急市民所急」，動用政府龐大資源，施展雷霆手段，勢要保香港人頭號偶像的安全。這不是「民意治港」，而是「民意治港」的民粹版和粗糙版「娛頭治港」。
《經濟學人》的傳奇編輯白芝浩（Walter Bagehot）說，有關政府的事務沉悶一點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政府的運作良好（Dullness in matters of government is a good sign and not a bad one, an indication of its success）。李家超永遠掛着一張撲克臉（poker face），說話之乏味前任無一能及，但管治風格原來如此有「娛樂性」。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管治者要懂得辨別輕重緩急。MIRROR事件令人不得不質疑李家超的分寸感（sense of proportion）和公平意識（sense of fairness）。早前母嬰健康院一場塌閘事故奪去一名女保安員的性命，政府的冷處理本是常態，但在MIRROR事件之後，卻顯得麻木不仁。公共行政始終不是娛樂事業，何須嘩眾取寵至此？
這當然跟香港的政局有關。隨着《國安法》實施、完善選舉制度和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大大削弱，香港政治的民主成分嚴重稀釋。這一點，特區政府當然心裏有數。李家超是怎樣當選特首的，立法會議員又是如何選出，他們自己心知肚明。特區政府要在缺乏認受性和民眾授權（public mandate）的基礎上有效管治，便想到以民粹代民主，目的是要製造「與民同心同行」（on the side of people）的觀感。
於是香港市民看到「高層介入MIRROR事件」這場管治鬧劇。更諷刺的是不旋踵又出現粉嶺高爾夫球場爭議，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呼籲外界不要「扣帽子」，以「權貴」來形容香港高爾夫球會，又表示所有擁有高球會會籍的行政會議成員不會參與相關決定。王爾德說，「最難做的姿勢是不擺姿勢」（To be natural is such a difficult pose to keep up）。很明顯，對香港的管治者，故作民粹才是「最難擺的姿勢」（To be populist is such a difficult pose to keep up）。
跑龍套的副司長
我當然知道，政務司副司長是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可是，看到卓永興為宣傳「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到旺角住宅區的後巷巡視，在鏡頭前高呼：「嘩，這是何物？這不是『小強』、不是『米奇』？」想到的竟是沈從文一篇文章《跑龍套》。
他這樣寫：「跑龍套在戲台上像是個無固定任務角色，姓名通常不上海報……凡事照規矩行動，隨後才必恭必敬的分站兩旁，等待主角出場……即永遠是配角的配角，卻各樣都得懂，一切看前台需要，可以備數補缺……一般要求一個戲劇主角，固然必需聲容並茂，才能吸引觀眾，而對於配角唱做失格走板，也不輕易放過。」這不就是一眾副司長、副局長以至政治助理、常任秘書長及其副秘書長沒有寫出來的職位描述（job description）嗎？
今屆特區政府推行的公務員改革會取得成果嗎？這個問題太樂觀，比較實際的問題是，今屆特區政府有多大決心推行公務員改革。從在競選期間李家超提出引進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KPI）一刻開始，我已經不存厚望。今日龐大、還在不斷膨脹的公務員體系是一隻巨獸，豈是KPI這低級武器所能馴服？
若真的有決心撥亂反正，政府應考慮用電子和數碼方法監察公務員的工作和生產力。香港公務員最為人詬病之處，是他們不受監管。在一個幾乎什麼都可以準確量度的年代，他們的表現仍然沒有人量度。
這與當下的管理潮流背道而馳。以美國為例，10家最大的私人企業之中，8家已採用精密的電子系統追蹤員工的生產力指標（productivity metrics）。佼佼者是全球最大的電子貿易商亞馬遜（Amazon），它以先進的數碼裝置逐分逐秒監測全球120萬員工的生產力，既是很多人聲討的對象，也是很多公司學習的榜樣。
今天在家工作愈趨普遍，未來甚至會成主流。如何準確監察員工表現和量度他們的生產力，成為管理層的一大難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力數碼監察系統」（digital productivity monitoring）自然成為及時雨。公務員生產力缺乏監管由來已久，是時候對這個問題下重手了。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