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名校集體消亡後的惡果
這些政策除了造成名校集體消亡的惡果外，影響所及，全社會都蒙受其害，而這些禍害至今尚難匡正。這方面內地很多學者近年已有很深入的研究，這裏不贅。我只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政治干預學術後如何產生全民族規模的災難。
一、由於教授不能堅持真理而造成的惡果
北大教授馬寅初在1957年提出《新人口論》，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主張控制生育，這與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思想迥異，結果他受到嚴厲的批判。1979年他獲得平反後，據說高層有人感慨地說：「錯批一個人，多生3億人。」今天中國人口壓力這麼大，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57年對馬寅初的批判。
二、由於教授附和權貴而造成的災難
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為了「論證」毛澤東關於農業「畝產萬斤」的可能性，有「中國航天之父」稱譽的科學家錢學森，卻進入一個他全然陌生的農業領域去為毛的設想背書。他先後在《人民日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發表文章，從「科學」的角度論證了毛澤東的設想「有可行性」。由於他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人人信以為真，結果在全國掀起浮誇風，間接造成連續3年的大饑荒，導致3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這兩個典型的例子就說明政治干預學術後，可以帶來全民族的災難。
（丙）港大要吸收什麼教訓
歷史會重演嗎？由於時空的不同，類似50年代初那種災難可能不會再發生，但今天香港大學面臨的卻很有可能是上述災難的「迷你版」。因為從港大的事件中，我們看到中共的直接介入（人民日報公然勸退），看到當年胡風式批判的微縮版出現在陳文敏身上（文匯大公等官媒對他展開持續的大批判），也看到群眾動員的方式同當年批鬥知識分子的手法如出一轍（愛字號「群眾團體」擺街站聲嘶力竭地喊打倒陳教授）。看到這種情况使筆者憂心忡忡。即使是「迷你型」的災難，也足以令香港知識分子噤聲，也足以危害香港的核心價值。
有人認為我在兜售恐共情緒、鼓動反共思潮。他們說：「要反共，行遠點，不要搞港大。」我只能說：我們生活在香港，未經歷過這場災難，卻千萬不可忘記歷史。由於工作關係，我比較其他校友較早地接觸到中國的政治現實，1980年代駐京時，聆聽過無數「臭老九」的悲慘遭遇。我還記得，周培源教授對我說「我們這裏每家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這句令人心酸心碎的話，筆者銘記至今。如今看到似曾相識的事件竟然降臨母校，則心所謂危，敢能不言？
在這種情况下，港大應如何自處？我們必須說服校委會內中共的代理人，要借鑑歷史經驗，竭力避免同樣的災難降臨香港大學。我們必須讓校友們以及社會公眾更多地了解這段歷史，讓大家明白這次捍衛港大，絕不僅僅是港大的事情，而是涉及到香港能否保持「一國兩制」的問題。
但願眾校友們以及校委會各委員們，在這個重要時刻，能夠作出一個對得住歷史的決定！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齊魯大學是當年被「肢解」的其中一間大學。（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