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是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思想，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深深扎根：《詩．大雅．蕩》有「殷鑑不遠」之說，《戰國策．趙策一》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我們重視「以史為鑑」，是因為可從歷史汲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在香港大學今天面臨的危機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歷史教訓？我認為，中共1949至1953年間「改造大學」的政策，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甲）中國名校集體消亡
1949年時，中國全國有10家名校，在當時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級的大學。1953年後它們集體消失。這批慘遭「拆招牌後再肢解」的名校包括：京師大學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嶺南大學。中國當代史上比較有名氣的學者、外交家、政治領袖，很多都是出自這十大名校。它們慘遭滅頂之災，純粹因為它們是所謂「帝國主義勢力」辦的。
早在中共掌權前，毛澤東就展示他要消滅帝國主義文化、引入蘇聯文化的大計。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提出了驅逐帝國主義文化。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更明確說：「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就馬上付諸實踐，這個計劃由3個相輔相成的政策配套而成。
第一，確立大學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把大學辦成為「階級鬥爭工具」。1949年底在第一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就為大學作出上述定位。很明顯，這是完全違背大學教育的宗旨。
第二，對原有的大學教授講師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確了對學校尤其是大學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組織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驟。教授講師要「人人過關」。這是1949年後知識分子經歷的第一次「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起到威懾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更製造了1949年後第一宗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株連了2000多人，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噤若寒蟬。
第三，大學教育「全盤蘇聯化」。這政策包括兩方面：
（1）大學精神和宗旨的改變
1949年前創辦的大學，其院系組織結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模式，校長和教授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學的經歷。因此「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的精神是各大學都信守的原則。但是，蘇聯式教育卻着重培養「螺絲釘」式的、工具型、服從型人才，同真正大學的精神相去甚遠。
同時，西方大學教育的特點是「博雅教育」（即通才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強調自由、獨立發展。蘇聯模式則是專才教育。其基本特點是：視教育為計劃經濟的一部分，教育的重心放在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科目，尤其是工程和科學技術；教育計劃按產業部門，甚至按產品設立學院、系科和專業（例如「拖拉機學院」下設「坦克系」等）。在這種模式下，同經濟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文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等就統統被廢除。
（2）院系調整：對1949年前的大學及高等院校實行「關、停、轉、併、遷、改」
1952年公布《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指出：「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所以必須「對舊的教育制度、舊的高等教育設置加以徹底的調整和根本的改革」。當時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說，「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他在1951年1月22日在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閉幕時的講話，載《人民教育》1951年第3期雜誌）。所以院系調整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時期留下的大學及各科系，以及各科系的教師，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學、重要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基本割斷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從而達到為新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實際權威的政治目的和便於駕馭的組織功能」 （見鄧敬雷〈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60年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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