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大學因為遴選委任副校長一事，掀起風波。7月28日，港大學生會、校友關注組和校外人士群集港大校園，圍堵鈕魯詩樓，學生會成員（可能夾雜外來者）衝入校務委員會會議室，辱罵校務委員（下稱校委），攔阻校委，聲言未得他們准許，不得離開會議室，連受傷倒地的校委，亦不例外。
而鈕魯詩樓外的圍堵者亦追罵離場校委，阻止他們離開，其中一名女士飽受驚嚇，被困停車場，形同禁錮，不斷遭辱罵，最後還須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
激烈行為超越道德底線
事實上，這十多年來院校學生會言語和行動激烈，衝擊大學管理層的事件，時有所聞。但港大這次風波中，學生與外來衝擊者的激烈行為，已超越受過教育的人應有的道德底線；除學生外，竟然還有大律師和醫生參與其中，政治真可扭曲人性。
港大學生會及外來者的衝擊所為何事？可能是要表達對校委會不滿，可能認為激烈行動可以壓迫校委會改變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也可能只是故意破壞校委會作為港大最高決策機構的權威。
姑勿論衝擊行動的動機和要達到的目的為何，綜合學生會、校友關注組、其他聲援團體和評論員對他們行動的辯解，可歸納為幾點：
一、校委會的校外委員遠多於校內委員，校外聲音壓倒校內聲音；
二、校委會沒有按以往做法，接納遴選委員會推薦的人選，卻拖延決定，扭曲委任程序，程序上不公義；
三、校外勢力對校委會政治施壓，干預副校長任命，破壞院校自主，以致損害學術自由。港大學生會會長公開宣稱由於抗議和示威等一切行動無效，不能改變校委會的決定，唯有衝擊，以武制暴，就是以武力制止現行制度的暴力。
由校委會任命大學高層管理人員，未能在一兩次會議內作出決定，這算是「制度暴力」嗎？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有沒有界限？如何守護？大學管治、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三者相連，我們必須清楚三者的本質和界限。
大學管治
香港的大學管治模式，是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大學校董會（University Council，香港大學英文沿用 Council ，但中文則譯作校務委員會）是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擁有人事任命、財務預算、資產配置、大學發展，以至在聽取由教授組成的教務會（Senate）意見、廢立學院、學系及課程的最終權力。
美國的著名大學，無論私立大學如史丹福和普林斯頓，或公立大學如加州大學和密芝根大學，校董會（英文名稱為 Board of Trustees 或 Board of Regents）均主要由非受僱於大學的社會人士組成，校內受薪的教職員與高層管理人員在校董會內只佔絕少數，有些大學校董會內甚至只有校長一人是大學的僱員，其他都是來自校外的社會人士。這是大學管治的主流國際標準，目的是對大學自己決定薪酬、人事升遷和資源調配有所制衡，防止潛在利益衝突，也避免社會大眾對大學關起門自家人管自家人的不良觀感；最後一點對接受公帑資助的大學尤其重要。香港各大學的管治大致上都跟隨這個主流國際標準。
由社會人士出任的校董，多是來自各行各業有成就的獨立人士，不少本身是校友，他們憑自己豐富的社會經驗和閱歷，以大學利益為依歸，獨立地為大學籌謀。在決策過程中，他們自然也會考慮大學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大學校長如果不能在校董會內，說服多數的社會人士校董支持他的政策，他最好還是不要強行推動。校董會是大學憲制重要一部分，香港大學的《條例與規程》（Ordinance and Statutes）清楚列明校委會（即本文的校董會）的權責。校委會本身是大學的一部分，按規程 IV ，校委會所有委員都是大學的成員（Member）。有人認為校委會延遲委任副校長的決定，是校外聲音壓倒校內聲音，這說法反映他們不了解大學管治，其實所有校委皆屬於校內成員。
事實上，社會人士佔多數的校董會，是保障大學院校自主的重要制度。沒有這制度，公立大學很容易受壓。必須在校董會內加入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以代表納稅人的利益。加州大學校董會（Board of Regents）內加州州長、副州長及州議會議長都是當然校董。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如果校董會加入官員和議員，只會導致大學的政策政治化，令校董會內外成為政治鬥爭和角力的場所，院校自主必然受到破壞。
（請按頁2繼續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