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定放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的十多年間，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與世界接軌」曾是響徹雲霄的最强音。隨着此一曲調，時任當權者乃至普通中國人均覺今是而昨非。改變計劃經濟的舊思維，舉起雙手接納來自市場經濟體系的理論與制度，中國經濟從此高歌猛晉，脫胎換骨，再非吳下阿蒙，十年間躋身經濟強國之林，駸駸然有獨佔鼇頭，領袖群倫之勢。然而，隨着中國經濟登頂，此調從高亢不斷轉為低沉，幾年前似已不復聞矣。反而其反調開始金聲響奏，近年已至韓昌黎所說的「其聲大而遠」的高亢。
港交所 CEO 發表「四最論」
此反調最為港人所熟聞者，莫過於3、4月季度之交的北水喧囂。當時強國人挾 A 牛聲勢，叫嚷着要到香港為國家爭奪港股定價權。這種把逐利行為與國族主義掛鈎的虛妄態度，或可置諸不理。不過與此同時，統領香港證券市場的港交所 CEO，在公開場合聲稱中國股市是「最透明，最安全，最扁平，最民主」的市場。
漢代有一位高官楊震，拒收門生兼下屬餽贈（應有賄賂之意），並說了一句「天知，神知，爾知，予知」的傳世箴言，於是其子孫後世以「四知傳芳」為族號，傳為千年美談。與之相比，這位港交所 CEO 的「四最真言」亦廣為傳誦，但能否做到「四最傳芳」，成為美言佳話，看來還是有點疑問的。
若說中國已臻「四最」，誠如聖賢經傳之所謂「止於至善」也者，大有世界楷模，足為範式之意，豈非世界須與中國接軌者邪？夫接軌者，原為鐵道運輸術語，南來北往列車需由板道工板正軌道，使列車接上正軌。在「與世界接軌」的語境下，就是按世界通行辦事規則，融入世界體系。某程度上就是去除計劃經濟下的舊習，以先進經濟為範式之意。
「四最先生」認為中國證券市場已止於至善，自然是世界必須與中國接軌了。所以當時港交所主席公開要求香港的投資者，學習內地同胞的投資方式。據說港交所主席在公開場合就證券議題發言，概由港交所準備講稿，主席不過照本宣科。這自然是 CEO 的意思了。
世界向中國取經？
港交所 CEO 發表「四最真言」後不旋踵，中國股市出現了大家都看到的狀況。說中國股市「止於至善」（這是「四最」的引申義，或說簡稱）讓世界投資者（首先是香港投資者）向之取經、與之接軌實在太過虛妄。這場股災使中國證券制度的缺陷盡現人前。這些東西很多是常識問題，筆者與許多論者早有論列。
內地股災後，國內有識之士也清楚看到 A 股的缺陷，知道 A 股根本不是達到「止於至善」的四最水平，於是提出了正確的改進之道，就是學習先進股市。財政部朱光耀副部長就在公開講話中說，A 股存在監管錯配的問題，應該向英美學習。其實 A 股的痼疾非止於監管一端也。在交易規則、投資者結構、上市公司治理、融資融券等幾乎所有方面都出了問題。本輪股災可以說是非典型的股災，因為沒有前例，不管從中國還是從全球角度看都是如此。如此災情，很多地方會成立機構加以檢討，唯未聞中國有相關安排。朱副部長似是一士諤諤，聽者藐藐。今天中國與世界接軌之調確已和者寡矣。
A 股股災在這樣的時候發生，中國官民手足無措，藥石亂投，無序應對的現實，更應引起大家注意標題提出的問題：中國應該改變自己融入世界，還是已經止於至善，必須讓世界取法中國呢？這需要對中國制度進步或者說制度創新的能力作歷史考察。
制度創新能力弱化
中國的國家統治制度形成很早，並長期固化下來。2,000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建郡縣，實行絕對專制帝制，全國權力集中於皇帝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000多年來雖易姓革命周期性發生，壬冠不斷易主，唯秦政未曾改變。中國這種統治制度在前現代社會，即經濟形態為自產自足分散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容或有其內在合理性。但帶來的消極後果不可小覷。這包括出現週期性的、通常破壞極烈的易姓革命，和中國精英創新能力尤其是制度創新能力的弱化乃至消失。這種弱化在現代轉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我們放眼世界，成功國家無出乎歐美與日本。這些國家有一共同特點，均有現代國家制度必不可少的分權傳統：歐洲的教會與國王、國王與封建貴族、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日本的天皇與將軍、將軍與大名，都是分權的例子，不存在一槓子插到底的絕對權力。在這些成功國家，精英的制度創新能力不斷強化，絕無百代皆行秦法，曠世以儒為主那樣的抱殘守缺。反觀我國直到今天的國家統治制度，在本質上根本沒有改變，只可說是達到登峰造極。
帝制時代權與道某程度上分立；權集於皇帝，道歸於儒者。是故皇帝行事不合於道，儒者有責任也有合法性向帝皇指出，力求匡正。譬如明朝嘉靖議大禮，雖然皇帝已作出決定，儒者還要以道統據理力爭，數以百計的大臣死於廷杖。川人視為與相如賦、太白詩、東坡文並列的川寶：升庵科第即《三國演義》開篇那首詞「滾滾長江東逝水⋯⋯」的作者楊慎，就因此流放雲貴，終身不得回川。今天則二者合一，統歸於執政者。由於統治制度的固化，尤其是權力定於一尊，統治者處事的原則是保護自己權力，制度的根本創新在絕對權力下難以出現，因為這經常是一種禁忌。
絕對權力帶來效率 但同時抹煞創新
大家知道即使在現代社會，絕對權力有時可以帶來較高的效率，條件是時代的要求和所託得人。蘇聯早期的耀眼經濟成就，中國過去30年的飛速發展都是例子。但是現代歷史上，真正成功的是那些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尤其制度創新）的地方。因為現代社會說到底是一個創新推動的時代。創新就是標新立異，想人之所未曾想，誠如我們時代最頂尖的創新者所說，創新就是用與人不同的思維思考。這也是創新多出於多元包容國度的原因。以千年不變的制度，奉一種思想於凌駕地位，欲求創新，即使非緣木求魚，亦不知其可也者。
A 股股災和股市亂局的出現說明，中國在制度創新能力方面尚未臻於上乘，對創制一種止於至善證券市場體系力有不逮。中國不應以強國的倨傲，睥睨一切，而且這些弱點其來有自，不是偶然。加上中國整體經濟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需要重奏與世界接軌之調，長遠而論應該隨着自己的需要在制度方面逐步轉型。很明顯，支撐過去30年成功的時代背景已經改變，再靠便宜工資、低環保要求已經難以為繼。萬眾創業，大眾創新口號儘管響亮，但制度不作配合，成效會有多大呢？在過去30多年，中國橫掃全球靠人手的職位，政府的強勢包攬有其必要。當中國要轉變為用人腦發展經濟時，政府的角色大有檢討的必要。
A 股股災及後亂局，使港交所頭頭的虛妄之言原形畢露。而那些希冀並推動香港盡快融入一制的人們及團體似應深思，保留香港一制對香港居民而言，明顯更為有利，也對國家更為有利。國家如果重奏與世界接軌，香港是最近最容易接合的。筆者絕對贊成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堅定實行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更堅信香港未來仍可以為國家轉型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