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兩周談到，因為疫情的牽動，國內外的教育話語，正在轉移，都在議論學校教育的未來。最近，國內外又有不少會議，主題是教育的生態。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把本欄以往探討的，在這裏作一點概括。
先說形態。目前教育的形態，是工業生產的形態。把學生作為原材料，放進學校體系這座生產機器，在機器的另一端，出來的是社會上有需要的各類人力資源。
也就是說，學校體系的基本功能，是把「人」（human beings）塑造成「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這種形態，全球幾乎一樣。美國的「二十一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是新世紀人們在工作中新的需要；是新世紀人力資源的特質，而不是「人」的特質。因此在新加坡就改為competencies，而且是以培養人的四種特質【註1】作為出發點。台灣與中國內地，不約而同，則以「素養」──人的內涵──作為教育的目標，進一步擺脫了「人力資源」的純經濟話語。然而，在中國，從教育的話語來說，上上下下，不論是政府還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都說教育是為了「培養人才」。「人才」，筆者認為就是「人力資源」。「人才」是否有更寬的涵義？筆者願意向讀者請教。
現代教育 工業形態
說當代教育的基本形態是工業生產模式，並不單單是看學校體系的產出目標。香港在1973年開始，作了當時頗為先進的「人力預測」（manpower forecast），在30多個行業中，根據僱主調查和數學推算，預測一些主要行業的人力需求。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當年尚且要留意某些「人才」是否會短缺，又另外一些「人才」是否會過剩；用來指導教育的發展。至今，世界上很少政府，不做類似的人力預測，甚至「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以防止人力的供需失調。
這種教育的形態，不是從來就有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工業社會步入頂峰時期的產品【註2】。在這以前，不是沒有教育，教育是家庭或者宗教機構的職責，是為家庭（例如農耕）或者是個人的工作需要（例如學徒）。
也不是沒有學校，但基本上是社會上層的精英活動。是十九世紀，才第一次設立為社會服務的學校體系。因為人數眾多，就需要把人分送到學校，學校裏面又要分成班級。
它還有幾個特點：（一）劃一的起點與終點，（二）劃一的學習內容（課程），（三）標準的學習環境（課堂、黑板），（四）標準的加工模式（教師口授），（五）嚴格的質量控制（考試）。是一個相當有效的篩選和分流機制，把人分等、分類。這就達到了塑造人力資源的目的。
這種形態，在工業社會，行之有效。人類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馴服於教育的分等、分類，那就靠威力無窮的「學歷」（credentials）。今天學校制度的得以屹立不動，「學歷」的認受性是一個根本因素。「學歷」是廣義的──幼兒園為了進名小學，小學為了進名中學，中學為了進好大學，大學為了一紙文憑【註3】。
社會變幻 新的常態
所以，在工業社會，常態是：一紙文憑，就可以一勞永逸、一帆風順，很可能就在一個行業、一個機構裏面從一而終。這是工業社會典型的職業形態。
但是現實已經很不一樣。不妨留意一下我們的周圍，大學畢業生就業不一定與所學「對口」，轉工轉行趨於頻繁，自僱創業的愈來愈多，斜槓一族【註4】大不乏人。這已經是新的「常態」，即使沒有疫情，已經在悄悄地佔領着社會每一個角落。
筆者的觀察，這是社會變化的必然結果：商品生產，已經供過於求；生產目的，已經從滿足需求，變為營造慾望；講究的是用品個人化、量身定製；因此大量生產，轉為少量多款；也因此，金字塔型大機構愈來愈少，代之而起的是小的、扁的、易變、靈活的小機構，走向一站式服務。社會正在迅速碎片化。小機構對於僱員沒有了以往的期望與保障，僱員因此也沒有了對機構的期望與忠誠。
處身於瞬息萬變的職業現實，二十一世紀長大的人，面對的，不再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看慣了的「常態」。他們沒有了在一個大機構裏從一而終的現實； 「人浮於事」，已經是新的「常態」。因此他們對職位、收入、晉升的輕蔑，也就很容易理解。這也許就是「後物質世代」（Post-materialistic Generation）出現的背景。不理解的，是我們生活在「舊常態」的一族。
總的來說，傳統的工業社會正在逐漸離我們而去，工業社會教育體系的支柱──學歷──它的認受性也正在不知不覺地遭到衝擊。一些發達國家大學生的退學，是一種訊號。
在這新舊交替的當兒──新的正在擴散，而舊的又未全退──我們的不適應，是可以理解的。前不久，聽到對有青年「三年轉八次工」感到嘆息，其實這已是「常態」。香港前任政府提出的「生涯規劃」，希望學生盡早找到自己的志趣，其實是與現實的趨勢背道而行。也不符合人們尋找志趣的規律。很多人的志趣，是在現實的工作中摸索前進的，更何況可供的選擇天天變幻。
可以說，「新常態」的提出，遠在疫症出現之前。但是疫情的持續，正在進一步衝擊我們習以為常的「舊常態」。甚至衝擊前面提到的「舊─新常態」。很多人都認為，即使疫情過去，將難以恢復以前的「常態」。
奢侈的消費，也許一時難以恢復；過量的生產，也會因為投資意欲與供應鏈隔斷而減退。加上分裂、敵意、仇恨的意識充斥全球，社會只會進一步加速碎片化，個人也會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孤立。
學歷功能 逐漸減退
學歷的功能逐漸減退，還要教育嗎？還要學校嗎？人們對教育、對學校的不滿與怨懟，可以說是遍及全球。
筆者到過與接觸過的國度，民眾對自己的教育感到滿意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人們往往對身邊的制度與政策洩憤，但是筆者認為，更大的根源，是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處於變幻莫測的「新常態」，個人必須適應新的變化，而且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尋找契機、開創窗口，才能不斷成功，不斷活得有意義。
因此，教育必須反璞歸真，從「學歷」的緊頭箍釋放出來，回到「學習」。20年前課程改革的主題是「學會學習」、不斷有人提倡的「終身學習」，也有了新的詮釋。
為什麼疫情會帶來「未來學校」的討論？是因為疫情導致的停課，迫使學校和教師要讓出空間，要學生自主學習。本欄不斷提出，這是一場難得的試驗。學生不在學校，不在教師的監督下，是否還能夠學習？這場試驗，講究的不是成敗；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形態，教師與學生都要適應，如何就會馬上非常成功？但是卻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大窗口：原來學生的學習，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天地！於是有了OECD的學校教育四種情景，總的方向，是學校要「拆牆」。假如學校要拆牆，原來有可能找到出路！粗看似乎虛幻，但是因為疫情之下的實踐，本來遙遠的，好像被拉近了。
但是，學校要改變，不可能就在教育體系裏面變。上面提到現代學校體系的出現，也並不是學校自身演變過來的。學校的改變，還需要圍繞着學校的許多元素，一一改變。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探討教育的「生態」。這是一個新課題。下周將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拋磚引玉。
註1：Confident Person, Self-directed Learner, Concerned Citizen, Active Contributor（〈自信的人、自覺的學習者、有心的公民、主動的貢獻者〉──筆者意譯）
註2：一般以英國1870年的Education Act 作為起點。
註3：去年，美國的Aspen Institute，還在提出，中學要講究college-ready；大學要講究 career-ready。現在也有不少述說，認為幼稚園是為了 school-readiness。
註4：Slasher， 同時從事A、B、C等幾個行業 A/B/C/…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