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曲
認識高世章（Leon），當然從他的音樂作品開始。假若你是香港音樂劇迷，對他的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於我來說，除了音樂劇《四川好人》、《頂頭鎚》、《一屋寶貝》……，最難忘的，竟然是在2010年的「尋香記」，他辦的一個古董香水瓶展覽，那份驚豔，至今縈繞心頭。
料不到，十年之後，我們竟然可以面對面，暢談了五個小時。
最近，他策劃的原創音樂劇音樂會《我們的音樂劇》上演完畢，剛好有一個空檔，可以接受訪問。
微雨中，我打着傘，沿着灣仔告士打道，匆匆走到他的工作室。
我們從他學琴的開始聊起，從流行曲、音樂劇……還談到香水瓶，好愜意！
愛上音樂，6歲那年的夏天
記得當時年紀小，高世章6歲，開始學琴，「那一年的夏天，我們全家人去美國旅行，探望住在加州的舅父。在他們的客廳中，有一座鋼琴，每天都聽到琴音流瀉而出，「是Chopin的waltz，我好喜歡，於是便請表姐教我彈琴，我連樂譜也不懂得看，就逐個音在琴鍵上彈出來……」
那一個夏天，對他非常重要，幾個家庭自駕遊，在美國西岸一帶，暢遊了兩個月。而且，在表姐指導下，他學會看譜。
回港後，他懇求父母添置一部鋼琴，「我上鋼琴課，才可使用家裏的琴練習，平日不能隨意亂碰。」他對每件事的認真和尊重，相信是自小受父母影響。
他愛上彈琴，「不過，我不喜歡彈scale，只想跳過一些基本訓練，彈自己喜歡的樂曲，模仿指法，拚命去練……」高世章坦言，從沒想過將來當鋼琴家，也不想鑽研技巧，因為鋼琴老師建議，才去考取第五級文憑。
「我不想當演奏家，也不愛幕前演出，一來害怕給spotlight照着，也不想別人在背後說三道四。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演奏家，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觀眾緣……」他生於演藝世家，母親尤敏是第一屆金馬影后，外祖父是粵劇名伶白玉堂，伯娘是演過《星星、月亮、太陽》的葛蘭。「無論逛街、吃飯，還是坐飛機，總有人走過來say hello，令我感到有點尷尬。」
他在香港華仁念書，成績一向很好，高中時選讀理科，最喜歡化學，「我覺得念理科對我的創作，大有幫助，那是一種思維的訓練，作曲時的計算、結構、組合都用得着。」
「80年代的中後期，香港的年輕人，不是聽粵語流行曲，便是日本歌。音樂無疆界，我什麼歌曲都聽，好奇心特別大，什麼都想認識，反而到現在，不想知道那麼多，因為時間實在太少。」他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
早在1989年，他開始寫流行曲。「黎小田當時在『華星』工作，這個Uncle很好，叫我寫一首歌，『就當寫給甄妮吧！』我非常緊張，幾乎不眠不休……」他第一首作品是《無力再戀》，歌手是譚耀文，也給劉德華寫了三、四首歌，如《末世天使》。
情迷紐約，專攻音樂劇創作
讀完中六後，高世章便飛往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念書，他想讀音樂，父母卻不同意，勸他把音樂視為興趣，「若作為職業，恐怕將來難以維生……」然而，他有自己的堅持。
面對大學新生活，他感到非常雀躍，「在第一年，什麼科目也take，社會學、音樂、電腦、文學、法文……到第二年，才選擇主修音樂，主修作曲，雖然不主修演奏，但鋼琴老師仍然願意收我為學生。」他覺得學琴好重要，直到大學三年級才停下來。
他念的是正統音樂，西北大學也有音樂劇的表演課程，「學校每年都有Variety Show，除了三年級，我每年都寫歌，也曾在音樂劇中彈琴，畢業後還有繼續為母校寫曲。」
大學畢業後，他發現紐約大學設有音樂劇碩士課程，「當時掙扎着，究竟留在芝加哥學指揮？還是赴紐約學音樂劇？」音樂世界浩翰無涯，但他偏對音樂劇情有獨鍾，於是決定趁年輕到紐約闖蕩一番。音樂劇之所以吸引，就是能讓他把學過的一切，無論是古典音樂、歌劇、流行曲……從通俗的到嚴肅的歌曲等，都可共冶一爐。
選讀音樂劇，緣起中學時代，他偶然看了一個Tony Award音樂節目，「當時聽了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魅影》）中的Music Of the Night，它介乎流行音樂與古典音樂之間，我覺得很吸引……」這首歌將他引進音樂劇的世界。
「音樂劇，最初在綜藝表演中出現，慢慢發展成為有劇情、有社會議題的作品，甚至給觀眾帶來衝擊、反思，不單止唱唱歌、跳跳舞便算了。」他拈出《夢斷城西》為例，故事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愛情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內容充滿了現實與諷刺的意味，反映出戰後美國社會隱藏的種種問題，如種族歧視、青少年犯罪、暴力等。
至《歌聲魅影》，已沒有對白，是Sung through。「有些人以為，由頭唱到落尾，才是音樂劇。其實，真正好的作品，不用唱太多歌，在適當的時候才插入歌曲。」恰到好處，才是優秀之作。
「那個年代，人人說的，總離不開The Phantom of the Opera、Cats……生活在香港，大多只看過這幾齣流行作品，全是大製作，他們的市場推廣，實在做得很好。」音樂劇雖然商業化，但有些經典之作，也可留名青史，如Les Misérables（《悲慘世界》）！
高世章到到美國讀音樂之後，才知道世界之大，優秀的作品甚多，其實音樂劇的黃金歲月，是在四、五十年代。那時的Book Musical，既有音樂，也有劇本和歌詞。
當時最著名的組合，莫過於Rodgers and Hammerstein，Richard Rodgers作曲，Oscar Hammerstein寫劇本和歌詞，他們創作的音樂劇如Oklahoma!（1943）、Carousel （1945）、South Pacific（1950），奠定了音樂劇的地位，既富娛樂性，亦非常流行。
「直到我學習寫音樂劇時，才懂得拆骨剝皮，研究箇中技巧。」他強調，如何寫好一齣音樂劇，就要向這幾齣經典學習。他回到香港後，寫了幾個大型歌劇，都是朝着Book Musical的路線而創作的。
Heading East，不同文化的衝擊
紐約可以說是一個音樂劇城市，在百老匯，可以看到所有的演出，好的壞的，式式俱備，可謂大開眼界。
「紐約對個人的刺激很大，我本來沒想過放棄那邊的發展，紐約就是紐約，氛圍很重要。這個城市的節奏，對我的影響很深，我認為節奏對作曲很重要。」高世章在紐約生活了15年，原先也想留在美國發展，在紐約、香港兩邊走，後來才於2008年回流香港，為香港的音樂領域作出貢獻。
家人雖從事演藝事業，他坦言對自己影響不大，「我正式投身這一行，背後沒有甚麼支持，況且他們做幕前，我則寫音樂，是兩碼子的事。」紐約有太多人寫音樂劇，在當地發展，起步有點困難，他像很多年輕人一樣，也曾經歷過迷茫、挫折，但發展尚算平穩。
在NYU畢業後，1998年，他寫了Heading East這個音樂劇，巡迴演出兩年，至2001年，才在紐約獲得”Richard Rodgers Development Award”。
Heading East（1998）是一個慶祝加州成立150周年的音樂劇，「我與同學Robert Lee合作，我作曲、他填詞……」說的是一個加州華人的故事，刻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角在1848年來到加州，活了150年，在劇中，他自報家門：「我在這裏時，所有亞裔人還未來，其後日本、韓國、菲律賓人都來了，我本來可以揚名立萬，但因為他們，阻礙我的發展……」不同文化的衝擊，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古天農看了Heading East的錄像，便找我合作。」2002年，他為中英劇團的《咖喱盆菜釀薯條》譜寫音樂。故事講述新界一位原居民鄧先生，在錦田經營一所尼泊爾餐廳，在飲食業的低潮中，聯同從英國歸來的兒子，以及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菲律賓和尼泊爾員工，挽救面臨倒閉的餐廳……是個跨文化的原創劇。
《四川好人》，形神俱備示範作
高世章為香港創作的第一個粵語音樂劇是《四川好人》，改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同名劇作。2002年，演戲家族的彭鎮南來紐約，找他為音樂劇《四川好人》作曲。
「我剛巧看過原著劇本，再三考慮後，覺得可以嘗試一下。」當時，他仍未認識岑偉宗，但霑叔（黃霑）曾向他推介，說岑偉宗填詞不錯。自此，兩人合作無間，金牌組合因而誕生。
彭鎮南、高世章和岑偉宗先把故事改編為音樂劇，然後由高世章作曲、岑偉宗填詞，為此劇創作了多首動聽的歌曲，導演則為彭鎮南。
《四川好人》於2003年首演，五場座無虛設，並於香港舞台劇獎橫掃六大獎項。其後於2004、2011及2020年重演，亦好評如潮。
鄧正健於2003年觀劇後，稱《四川好人》「形神俱備」，而陳國慧於2011年亦撰文論述，「專攻音樂劇創作的高世章對形式的專業掌握，無疑為本土音樂劇的創作帶來生氣；《四川》儼如『示範之作』」。
闊別八年後，香港話劇團與「演戲家族」合作，去年又以嶄新元素復排這齣經典。「俚語的使用，對原文本的轉移恰如其分，將舞台拉近到觀眾生活之餘，又多了幾分詼諧的亮點。」評論點出了此劇的本土色彩。這個版本，跟多年前的演出已不同。
談起這個音樂劇，高世章說：「在2003年的原版，我已經將自己的所學全部傾注其中。」
他記得黎小田曾提醒他，「千萬不要將所有懂得的東西，全部放在一首作品中。」他皺起眉頭，繼續說下去，「但初出茅廬的人，無論寫流行曲或交響樂，都要『曬冷』，好像這就是自己的statement！《四川好人》多多少少也犯上這個毛病，雖然已經有人勸過我，但我仍然這樣做。」
「每次演出，我當然希望改得更好，不過，除非問題大至無法忍受，我才會大刀闊斧，否則會改得輕手一點。」他聳聳肩笑着說。
「我要考慮整體的音樂風格是什麼，也要研究30年代，在四川這窮鄉僻壤有什麼音樂。劇中有一個主角是飛機師，於是我嘗試放進一點點的Jazz，作為性格描寫。此外，還加入康定情歌、南音……」這齣音樂劇，可謂色彩繽紛。
高世章指出，將布萊希特的劇作，難以改編為音樂劇，他嘗試從劇本的內涵出發，「這個劇講的是正邪，道出好人與壞人之別，故此，音樂以兩種方式呈現，所有音樂都是兩部的，非此即彼……」
論及音樂創作，他說，「其實，『愈簡單的東西，就愈難寫』，黎小田忠告，我銘記於心。」對於這位前輩，他心存感激。
《頂頭鎚》，見證拚搏的精神
2006年，「演戲家族」以音樂劇《白蛇新傳》，揭開香港藝術節的序幕。高世章負責作曲編曲，「要為這個演出找出適當的調子，尤其困難；如何在現今世界中再現白娘子的『音』容，也實在不易……」創作時，他並沒有墨守成規，期待與觀眾分享劇中人峰迴路轉的經歷，此劇又為他帶來「最佳創作音樂」。
同年，他為任白慈善基金會主辦，「雛鳳」演出之粵劇《帝女花》譜寫新序曲及過場音樂。
2007年，他為香港舞蹈團歌舞劇《夢傳說》作曲，跟編劇杜國威合作。
到2008年，香港話劇團的音樂劇《頂頭鎚》公演。藝術總監陳敢權，在劇中重塑1936年一段被遺忘的歷史，講述「一個熱愛足球的小子，人窮志不窮，因緣際會下，被選入國家隊，遠赴柏林參加奧運。」
高世章早已認識陳敢權，但第一個合作的作品，便是《頂頭鎚》。「陳敢權剛好去紐約，將劇本給我看，一個地道的香港故事。」高世章為此劇作曲，讓大家看到踢着波、唱着歌的球員，在綠茵場上追逐理想，見證30年代香港的拚搏精神。
這個作品首演時，獲香港舞台劇獎四大獎項，包括最佳創作音樂。第三次重演是在2017年，與香港舞蹈團聯合製作，並首度配以現場樂隊伴奏。接着，便到北京的天橋藝術中心演出。
新建的天橋藝術中心很漂亮，不過地方比較偏遠。最初是為了交流，將香港的音樂劇介紹到北京，想不到，反響非常正面，評論一面倒讚好：「香港音樂劇，已經做到這個地步，我們有排追……」
「《頂頭鎚》的演員，如劉守正、王維、黃慧慈等，演技都很好，但完全沒有大明星坐鎮的音樂劇，竟得到這麼大迴響，我覺得好有意義。」作為香港人，高世章感到很自豪。
談到今日的舞台劇，有些人覺得廣東話太俗，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人曾對我說，如果想攻佔大中華市場，為何不寫普通話？」但他認為廣東話是自己的母語，所以堅持用廣東話寫音樂劇。
「我最初寫的是英文音樂劇，英文無論雅俗，語言相近，中文卻截然不同，有書面語、口語……」合作《四川好人》時，他曾與拍檔岑偉宗討論過這些問題。「岑偉宗對廣東話好執着，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如何寫才能突破別人的偏見。」
「我寫音樂劇，角色需要用什麼語言，就用什麼語言，如果角色非常市井，一定不會出口成文。我的職責是寫一些deliverable的角色，如果按照這個方針去做，便不會走上歪路。不過，我會盡量避免粗口，主要是因為個人的美學觀點，而觀眾的反應，也教人莫名其妙，有人聽到粗口，反應好奇怪，大笑、拍手……」這也是他的執着。
《一屋寶貝》，最入心的音樂劇
為了實踐夢想，高世章當年，毅然放下剛起步的紐約事業，回港發展，寫下不少叫好叫座的舞台劇作，還參與多齣電影配樂，例如屢次獲獎的《如果．愛》，還有《老港正傳》、《投名狀》、《大魔術師》、《大上海》等。
「在電影中，音樂只是其中一部分，導演有話事權。當然，電影會令人知名度大增，因為媒介不同，如果我不為電影配樂，便不會贏到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能夠得獎，無論是對自己的交代，又或者建立品牌，也是重要的，一個不見經傳的人，怎能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對他來說，滿足感一定來自舞台，「音樂劇由我主導，雖然有其他的拍檔，但在音樂方面，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什麼是對或不對。」他引述岑偉宗說過的，「舞台是我的家；電影是旅行的地方。」旅行的地方，可以很美麗，也可以令人很開心，但是家才是他的歸宿。
在香港辦音樂劇，固然困難重重，但他仍然樂觀。「希望香港能憑着優勢，逐漸做到優質品牌。」
2009年的《一屋寶貝》，高世章再度與「演戲家族」合作，此劇改編自日本作家柳美里的小說《在雨和夢之後》，由彭鎮南導演、岑偉宗作詞、張飛帆編劇。
原著小說十分出色，以鬼故事討論親情，相當引人入勝。「如果不是《一屋寶貝》，沒有人會留意這個故事，真奇怪！直至我們將它發掘出來，大家才發現它如此精彩。」
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首演時，演了五場，高世章還在現場彈琴，台上台下都有交流。「有人認為這個版本最好看，在舞台上設有好多機關，突然之間，『有啲嘢係個窿』爬出來……好嚇人！」
《一屋寶貝》獲獎甚多，亦曾多次重演。在2014年，「演戲家族」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一屋寶貝》，2016年則移師荃灣大會堂。「香港從來沒有一個音樂劇，以這種形式，在台上與真正的樂團合作演出。」在多齣音樂劇中，他自言最喜歡的是《一屋寶貝》，成功感也較多。
「我會嘗試在每一個劇內，注入一些新元素，我不會吝嗇take a risk，放進一些自己唔sure work唔work的東西……」在藝術上，他不想抄襲外國音樂劇用過的技巧。
「我喜歡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樂，例如在《四川好人》或《頂頭鎚》中，我放進一些南音。」他喜歡杜煥的南音，但會用自己的方式放在劇中，而不會令人覺得突兀。「南音的旋律，好似Stream of consciousness，只是敘事，無特別的曲式，但在音樂劇中，不可能放入這種的東西……」
於他而言，南音就像西方的Blues，「在《四川好人》中，有一班對生活毫無寄望的人，他們被生活打殘，為了生存，被迫走上歪路，縱使如此，亦可能被社會唾棄，在劇中放進南音，就比較合適。又如《頂頭鎚》，當一班街坊知道將會被迫遷，我也用南音去表達他們的憤懣，將攤檔用的東西，如筷子、菜刀、木枱敲擊，以作伴奏……這個新嘗試，比《四川好人》進化了。」談及音樂，高世章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在《一屋寶貝》，他也有新嘗試，「整體來說，在故事的起承轉合方面，做得比較好，可能因為我對這個故事感受很深，非常『貼肉』，《四川好人》比較疏離，而《一屋寶貝》則比較入心！」
在他心目中，每一齣音樂劇都是獨立的，好像一個新境界。「人家找我做音樂，要視乎題材，我才考慮去做。如果無感覺，未能處理到，我不會接受。搞藝術要有感覺，不是為了賺錢。我會花很多心機去做，費的時間也很長，如果我沒有信心，我未必願意去做。」
「十多廿年來，每寫一個劇，我都感到戰戰兢兢，我不一定知道怎樣做，也不確定怎樣做才最好，但我有信心——應該有辦法做得到。」他細細道出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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