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嚴家祺
去年9月28日以來的香港佔中運動，實際上到今年6月18日，可以說結束了。這是香港歷史上，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就像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一樣，被中國專制政權視為「動亂」。一個專制政權在不妥協、不讓步的情況下，企圖用和平手法「平息」一場規模巨大的「動亂」，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2015年6月18日的香港，出現了人類政治史上的「奇蹟」。
香港立法會在強大的街頭政治壓力下，70位議員，無論是民主派議員，還是建制派議員，在投票的時候，都不得不面對自己走出立法會大廳後，如何面對街頭群情激憤的、抗議的民眾。6月18日出現的事實是，街頭政治壓倒了代議政治。北京的專制政權，不費一槍一炮，和平地結束了從去年9月28日以來的街頭「動亂」，而且實現了一個專制政權夢寐以求的目標——把中英談判時因雙方妥協而達成的「擴大選舉人範圍」的成果，在抗議示威的民眾的歡呼聲中，收了回去。
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
香港參加抗議的民眾突然發現，在取得「空前勝利」的背後，不知道何年何月，還要經過多少次街頭抗議，才能實現香港500萬選民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目標。本來，2017年的500萬人的選舉，即使候選人受到控制，香港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到再下一次選舉行政長官，香港500萬選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來改變候選人受控的情況。但街頭政治的「英雄們」，不能控制他們深藏內心的專制人格，以爭取民主的名義，拒絕傾聽一切不同意見。這些「英雄」有朝一日掌握國家大權，能夠傾聽不同意見嗎？能實行民主嗎？
今天發生在香港的街頭政治，與歐洲歷史上的街頭政治、與當代欠發達國家的帶有暴力因素的街頭政治，已經有明顯不同，是和平、非暴力的抗議、示威。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如果議員的選舉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議員在議會中有不受街頭政治或專制政權任何壓力而自由地發言、投票，那麼，街頭政治就會不起多大作用。今天的香港沒有民主，但有法治，代議政治有一定效率。然而，6月18日這一天，香港立法會的所有議員，受到了街頭政治的空前巨大的壓力。
1989年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沒有代議政治的產物。如果1989年萬里回到中國後，能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召開，通過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解決問題，六四大屠殺就不會發生。正是江澤民，阻止了萬里回北京。今天的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仍然不能發揮代議政治的作用。這是中國街頭政治和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
街頭政治和股市的異同
在農業經濟佔主導的國家和地區，大規模的內亂表現為宗教異端運動或農民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就是中國近現代典型事例。工業革命以來，歐洲出現了街頭政治。馬克思時代的1848年革命是典型事例。今天的中國處在工業革命時代，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使中國，包括香港在內，正在步歐洲街頭政治的後塵。
在當代信息自由傳播的國家或地區，在媒體反覆報道的情況下，媒體會不斷地放大一個人的實際價值，產生金融領域的乘數效應，形成高價泡沫，誤導街頭政治的發起者、帶頭人，使他們以為自己比議會議員、比學校老師和自己的父母，還要高明、還要有政治遠見。他們自我放大、一意孤行，不聽父母、老師勸告。法國大革命的街頭政治出了血腥的獨裁者羅伯斯庇爾，馬克思謳歌的巴黎公社出了無數街頭暴力。街頭政治出不了少年英雄。華盛頓、林肯、孫中山不是街頭政治造就的。一個人的實際價值是以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來衡量的，如果因媒體的報道而遠遠高於實際價值，就像股市泡沫一樣，街頭政治英雄遲早要回到他的本來價值。香港的少年英雄們，如果你們有政治抱負，請離開街頭，爭取成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或未來的行政長官。
從社會學角度看，街頭政治與股票市場一樣，到一定時候，會發生愈來愈激烈的從眾現象、追風現象，街頭政治的參與者與股票市場的投入者類似，會愈來愈高估自己和自己持有物的價值。他們看不到整個地區或整個市場的總體狀況，只看到自身被媒體或市場炒出的泡沫價值。他們根本不注意有人通過中央銀行和金融系統在濫發貨幣，根本不注意中央政府利用國家大權在作宏觀調控。大多數街頭政治的參與者的行為與股市散民類似，到街頭政治與股票市場的風暴停息下來時，發現自己一無所有，他們的財富和利益被少數人掠奪去了。當然，街頭政治和股票市場是有根本區別的，街頭政治的發生是因為市民無法通過議會影響政治，是因為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街頭政治的參與者中不乏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而股票市場的參與者幾乎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投機者或套利者。
《基本法》的兩重性
香港不同於中國大陸，香港有長期的法治傳統。香港《基本法》有兩重性。《基本法》的主要方面，反映了鄧小平、趙紫陽時代中國政府的意志，也反映了英國政府對1997年移交香港治權的主張。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的規定是中英兩國政治妥協的產物。這些條款，不是靠街頭政治可以改變的。《基本法》在起草過程中，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北京塞進了諸如23條這樣的條款。如果說要修改《基本法》，也有必要按法定程序修改，街頭政治無濟於事。
代議政治是國家政治穩定的制度保障。這裏不談正常的、無可避免的小規模的街頭抗議運動。2008年9月，美國政府提出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在金融大海嘯時刻，不是不可能會引起美國民眾的大規模抗議風暴，由於這一法案遭到眾議院的否決，美國民眾知道，無須自己走上街頭，有議會為自己說話。所以，美國不會發生天安門或華盛頓廣場事件，不會有佔中運動。在 TARP 被議會否決後幾天，議會還是通過了稍作了修改的救助法案。
在今天中國和香港，由於沒有民主，大規模的街頭政治不可能消失。北京對維權運動打壓、對訪民的截訪，只能適得其反，造成更大的抗議運動和政治危機。面對專制的北京政權，香港人民在支聯會、民主黨等政黨社團的倡導、引導、領導下，一年又一年地舉行悼念、紀念六四的集會、遊行。這是表達民意的、和平的、維護香港法治的集會和遊行，這種街頭政治，並沒有壓倒香港的代議政治，實際上對中國大陸政治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巨大影響。就像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六四一定會翻案，這是在中國大地上恢復正義的問題，也是使中國走向政治穩定的重要前提，這與佔中運動、特別與6·18示威是有明顯不同的。
（寫於2015-6-19・Washington DC郊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