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電台節目裏談論藝術與道德的關係,例子包括電影《發條橙》裏的凶險歹徒獨愛貝多芬交響樂,本地枉法的貪官熱衷蕩氣迴腸的歌劇等,質疑藝術與道德的轉化並非直線。
早在1940年代朱光潛在談到文學的時候,已強調一種代表性的說法,說文藝乃人類為超脫自然需要的束縛而自發的活動;它起於實用,但又超於實用。由作者的心靈出發,以語言文字表現的情感思想,能感動其他的心靈;而文藝所發出的道德影響,滋養及感染他人的情感思想。朱氏用「怡情養性」四字來形容文藝的功能,說人的性情在怡養的狀態中,必定是健旺、生發和快樂的;文藝的最高境界,旨在理智方面對人生世相有深廣的觀照與徹底的了解,在情感方面對人世悲歡有平等真摯的同情;那是超脫利害的活動,且具高度的幽默和嚴肅感。朱氏說:「一個對文藝有修養的人決不會感覺到世界的乾枯或人生的苦悶。」
朱氏批評了康德的真、善、美三分說,認為「病根」在於康德《判斷力批判》上部所用的分析法,把形象思維視為一種孤立的感性認識活動,不涉及理性認識,也不涉及情感意志的道德實踐活動。朱光潛說愛美跟求知與善一樣為人類的天性,也是教育應啟發的一環,蓋教育的目的即在使人盡性。雖然智育、德育與美育同樣重要,但美育卻備受忽視。這不但是中國的情況,西方傳統甚至也有仇視美育的表現,怕文藝傳播腐敗的道德信息。朱氏指出人們對美感教育的偏見,源於他們對人類情感層的忌諱,認定那是罪惡之源。
Art is Liberative
「只顧求知而不顧其他的人是書蟲,只講道德而不顧其他的人是枯燥迂腐的清教徒,只顧愛美而不顧其他的人是頹廢的享樂主義者。」朱引述西方一句名言:「藝術是解放的,給人自由的(Art is liberative)。」美感教育如文藝的欣賞與活勳,是人類寄託情感、消除枯燥煩悶的最佳途徑。文藝創作與欣賞,有弗洛伊德的「昇華」(sublimation)作用,即把人類「帶有野蠻性的本能衝動和情感提到一個較高尚純潔的境界去活動」。
朱氏坦言美感經驗旨在以新鮮、有趣的眼光觀見人生世相。文藝作品是詩人和藝術家「借他們的眼睛給我們看」。他們真摯的情感、敏銳的感覺、深刻的觀察與豐富的想像力,藉着作品拓闊我們的眼界。他說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閒階級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豐富華嚴的世界中隨處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創造「較能合理慰情的世界」。他說:「多受些美感教育,就是多學會如何從自然限制中解放出來,由奴隸變成上帝,充分地感覺人的尊嚴。」朱把美育與民族生命力和精神扯上關係。他說,從歷史看,一個民族在最興旺的時候,藝術成就往往偉大,美感教育也很發達,相反,民族命運在衰亡之際,也就詩亡樂壞。
問題是脫離人生的苦悶,本能未必就能提升到一個高尚純潔的境界。澎湃感也可能造就罪惡,興旺亦不一定成就偉大。康德的真、善、美三分說固然不足說,藝術與道德的轉化仍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