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至今未有大規模示威、動亂和警民衝突，但不代表香港社會已經「重回正軌」或準備好「重新出發」。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特區政府無需馬上面對難堪的政治現實，但不可自欺欺人。要有效管治香港，便必須承認「香港的內部正處於分裂狀態」（Hong Kong is broken inside）。這其實是簡單的數學：若以百萬計的港人繼續視北京如陌路、與港府為敵和對警察懷恨，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怎能走出內耗、自毀和被邊緣化的死胡同？
香港淪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中過河卒」，以及台灣蔡英文政府在關鍵時刻的「救命草」，跟北京的香港政策與港府的施政失誤大有關係；但一批活躍於傳媒、學術界和社交網站的所謂「POL」（political opinion leader，政見領袖）也難辭其咎。「佔中」、「港獨」、「攬炒」、「黃色經濟圈」和「違法達義」這些歪理、妄想和糟透的想法被認真看待、廣泛討論甚至付諸實行，多得這些自鳴得意和自以為是的學者、作家、網紅和專業人士。對要借香港這把尖刀去挫中國崛起之勢的「有心人」，這批人士堪稱從天上掉下來的「有用的傻子」。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冷戰初期，「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指那些在西方自由社會受共產主義理想感召的年輕人、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糊裏糊塗地做了蘇聯暴政的推銷員和辯護士。今時今日，「有用的傻子」的效忠對象往往是頭頂被戴上耀眼光環的民主制度或自由市場。
其中一個迷途知返的「有用的傻子」是《紐約》雜誌的前主編安德遜（Kurt Andersen），他在新書《邪惡天才》（Evil Geniuses: The Unmasking of America: A Recent History）分析美國社會不公的複雜原因，發現滿口仁義道德的自由派跟貪得無厭的華爾街和厚顏無恥的保守派其實是一丘之貉。多年來，他們目睹工會的勢力土崩瓦解、金融業逐步去監管化和市場失衡，不但沒有口誅筆伐，反而額手稱慶，視之為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些分布在大學、新聞界、出版業、智庫和政治組織的「有識之士」和「社會精英」善於製造輿論、打筆戰和說大道理，對在現行制度下「賺到盡」的財閥、政客和特權階級，他們是非常有用的傻子。
知識分子要保持頭腦清醒
「有識之士」和「社會精英」如何變成「有用的傻子」？曾經透過視象電話評論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社會學家費克奇（Zeynep Tufekci）最近聲名大噪，全憑她直斥其非，美國疾控中心在4月才改口呼籲群眾配戴口罩。早前她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提到在今日複雜多變的社會，知識分子要保持頭腦清醒、目光如炬，需具備三大條件。
首要的是國際視野，以費克奇本人為例，她生於土耳其，在比利時住過一段日子，之後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其次是跨領域和學科的知識，費克奇現任教於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年輕時曾在萬國商業機器（IBM）當電腦程式員。最後是慣於從冷靜、智性、尊重事實和深思熟慮的角度看問題，從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蒂蒂安（Joan Didion）到克魯曼（Paul Krugman），這一直是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強項，費克奇也不例外。
香港的知識分子和政見領袖是否具備以上的條件，值得我們深思。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