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50年前，美國史丹福大學在幼稚園進行一系列有關自制力的測試。在這個被稱為「棉花糖測試」（Marshmallow test）的實驗，小孩子可以選擇即時得到獎勵（棉花糖、餅乾或巧克力），也可以選擇得到加倍的獎勵，代價是要等待15分鐘。
新冠肺炎是對全球嬰兒社會（infantile society）的「棉花糖測試」，多國無法控制疫情，因為它們的政府和人民在「延後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與「即時滿足」（instant gratification）之間作了不明智的選擇。
強現代人所難
這場百年一遇的世紀瘟疫無疑駭人，但有效的防疫和抗疫方法眾所周知：全民戴口罩和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自我隔離、在家工作、避免舉辦和出席大型活動。然而知易不等於行易，在一個義無反顧地「反沉悶」的年代，嚴格執行「反社會」的抗疫措施需要耐性、紀律、專注力和自制力。
這是強現代人所難。今日世界什麼都講求速度與即時效果，慢是錯、是罪，等待是懲罰。現代人上網成癮，沒有手機過不了日子。他們與智能電話的關係不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lifestyle choice）；而是被人巧妙操縱之後產生的病態倚賴。這種病態不但沒有被當成問題那樣處理，或頑疾那樣醫治，反而被常態化。
裝載愚蠢的器皿
＂Smartphone＂沒有改錯名，它的確是智慧的結晶和一流腦袋的發明；但同時也是用來裝載愚蠢的器皿，讓用者可堂而皇之地做無聊之事，理所當然地作自私之人。它讓世人從單調乏味、不斷自我重複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逃出來，問題是它在消滅沉悶的同時也殺死了專注。Smartphone以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方式吸引我們的注意力（attraction by distraction）。結果，我們在最心不在焉的時候最全神貫注（We are most absorbed when we are most distracted）。這是智能手機社會的荒謬，也是它的深層次內部矛盾。一個注意力長期分散、思想永遠無法集中的社會（a permanently distracted society）必然因小失大，見樹不見林。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現代人以耐性、紀律、專注力和自制力打一場抗疫的持久戰是緣木求魚。結果，不管是香港還是美國，疫情稍減官民就鬆懈下來，急於放棄「新常態」而直奔「舊常態」的懷抱，終至另一波更嚴重的疫情爆發。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包含自我毀滅的種子（Capitalism contains its own seed of destruction）。在這個意義上，反社交、反消費和反全球化的新冠肺炎無疑打了資本主義一記響亮的耳光。在資本主義的長期薰陶和產生的條件作用（conditioning）下，現代人要的是「即時爽」。他們不但想要得到滿足，並且要馬上得到滿足（They want it and they want it now）。這與防疫和抗疫需要的心理素質何止背道而馳，簡直勢不兩立。難怪新冠肺炎來襲，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茫然不知所措。
《聖經》說，願意等待的人必有回報（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可是，村上春樹在小說《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不是也說過，對要等待的人，「一陣子」的長度無法量度嗎？王爾德在《深淵書簡》（De Profundis）也說，受苦的一刻綿綿不斷（Suffering is one very long moment）。大傳染病帶來的苦難，令現代人難受更難耐。他們寧願以逃避和否認的態度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爆發之初，說新冠肺炎會「奇蹟似地」（miraculously）消失，正是這種心態作祟。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