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保留一個與大陸不同的香港，對中國利多於弊，今天香港的功能不說，在此後世界，因為中國實行與世不同的制度，與外界關係並非一帆風順。香港的存在將會不時體現其價值，甚至是極大的價值。
尊重兩制 加快人心回歸
佔中因政改而起，更准確說是因人大決定而起。中央官員一再申明，這一決定的着眼點在國家安全。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弔詭的因果關系。從回歸的年歷史看，北京愈尊重兩制，香港政策愈寬鬆，港人對北京的認同愈高，連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愈高。相反香港政策愈向左轉，香港社會疑惑頓增。在這樣的條件下，是什麼取態更有利於國家安全呢？當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視有權就有一切的政黨，邏緝推理非可尋常度之。
北京的對港政策有兩大可議之處：一曰鬥爭鎮壓的國家學說；二曰決策者對情況的掌握。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後，中共基本擱置列寧主義的大部分理論，但保存階級鬥爭和國家作為鎮壓工具的學說，因此北京與香港社會的認知在這方面相去甚遠。香港社會認為政治過程是利益爭取和互相妥協，什麼都可以擺出來討價還價直至成交；北家則敵我意識濃厚，凡不合自己意思者悉皆目為大逆不道的敵對勢力。
北京的決策過程本來有領導人親自深入實際的調研。香港傳媒經常有政治局常委在重大政策推出前，到某地某機構調研的報道。唯獨香港政策，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此一程式，決策者全憑下屬機構的報告作出決策。由於中共黨內權力結構的原因，下面通常揣摸上意而且為保安全而取政治正確不管現實需要的取態。
習近平總書記是當今中國的最高權威，香港政策無疑有習氏的色彩。習近平未顯達的時候長期在福建工作，曾多次來香港招商引資，對香港社會曾經有相當的接觸也必然有感受，從而對香港有總體的印象。這些接觸、感受和印象可能浸入潛意識之中，在今天的香港決策中體現出來。我提議香港傳媒追訪當年習總訪港時曾經作陪的人士，讓他們重現當年習總在港行程，即便不顯眼的細節也不應放過，匯集成書，讓研究者探究習總當年可能形成的香港觀，對理解北京的香港政策走向應會有所助益。就我所知黃光漢是當年與習總最為接近的香港人，可惜黃氏早逝。其餘福建社團聯會早年的核心人物都有可以提供的資料。
因為人大已經作了決定，不可能收回。現在最難為是特區政府，北京要求既不讓步又不流血，特區政府的迴旋餘地極小。在中國的體制下甚至連辭職也不可得。特區政府要化解這場危機首先一定要放棄鬥爭的思維，不要意圖動員支持者圍殲佔中者，這樣只能激起更大的混亂，對完成中央政府付託絕無幫助。特區政府只有以最大的誠意，在自己權力許可的條件下，與示威者達成妥協才是香港之福。但願天佑香港。
大家都知政治市反覆無常，可以一個事態發展或某人的一句話而使大市今天上升幾百點，明天跌回幾百點。投資者應以短線交易為主，見好即收，最好只作即日買實，以當日有重大消息者為交易目標。如果大市跌在重大支援底部比如21300點上下，則可以適當買入作長線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