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關文化系列──行為準則的第五篇。前兩篇從社會文化轉到專業文化，因此談到「專業操守」與「專業守則」。必須反覆説明，行為準則，是社會下意識地覺得對的，因而覺得「我應該」做的行為。嚴格來説，不是人們「遵守」的法則，而是反映社會行為的共識。從探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中的行為準則，是觀察得來的結果，而不是人們「遵守規矩」的結果。
專業操守，同樣是反映專業群體內部的共識，作為專業價值觀的凝結，也作為向後入行者薪火相傳的根據；對內可以自我勉勵，對外也是一種服務約章。
前些時，香港電台製作了一個《鏗鏘説》，裏面提到筆者在大學宿舍當舍監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新裝的冷氣機，插卡機制失靈，導致學生「偷電」──免費用冷氣。在各層反覆討論之後，全體會議通過，要求「偷電者」自首、賠款、自罰社會服務。使筆者認識到，通過人類自我的反省，是可以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是」與「非」，從而認識到「我應該」。
「我應該」與「你應該」
這也是筆者做舍監時提醒自己的三句話之一：”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最好的紀律是沒有寫出來的。）事實上，宿舍每層樓34人，兩個冰箱，個人的東西放進去，從來不擔心會被人偷走，就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這不是因為有什麼禁令，也沒有安裝什麼監控電視，而是大家自覺的行為。所以那時候在宿舍，人人整天打開房門，絕少出現失竊。
又想起另外一個經歷。起碼20年以前，到一所很有歷史的女校，做一個教師研討會。原因是該校原來沒有明文的校規，校長覺得實行升中派位（1979）以後，學生的來源雜了。原來自我勉勵的「箴言」，看來維持不了學生的自覺性。「箴言」開頭説；我是自豪的XX學生……跟着是自我要求形式的幾十條行為準則：「我會與同學和諧相處」；「我會主動幫助低年級的同學」；「我會覺得作弊是可恥的」；等等。讀起來，都是「我應該」的心態。
學校原來的打算，是設立一個操行分（Conduct Mark）系統，每個學生100分為滿分，犯規就扣分。因此要明文定下規條，滿紙都是”should not……”——「你應該」。如此一來，學生就變成了規管的對象，是為了免得扣分而守規矩。
這對筆者啟示很大。一方面，明知從「我應該」變成「你應該」，整個校園的氣氛，就會大不一樣。另一方面，又很明白，學校到了校風「失守」的地步，就被迫要用「你應該」代替「我應該」，即使是一萬個不願意。這是社會變遷、制度變更的轉折點，很容易出現的兩難局面。
回頭看看《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內容與精神。前文提過，專業操守，要求專業人士把服務對象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這是超越一般的社會行為準則。人們往往把這叫做「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在醫護，是把病人的治療、康復，放在第一位。筆者曾經當過律師公會的仲裁成員，委託人的利益，是律師必須首先考慮的。
教師的專業精神，首先就是表現在專注學生的福祉，包括（一）他們長遠的前途，（二）在學時期的健康成長，以及（三）眼前的學習成效、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這是教育工作者信守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説，當教師面臨兩難與抉擇的時候，必須以專業精神 ——也就是學生的福祉——作為衡量的標準。
學生福祉與社會責任
教育倡議組織「教育2.1」，在2014「佔中」之後，與中學校長會聯手做過一個調查。當年中五與中六的教師，幾乎眾口一詞，出事時首要關心的是學生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2019年6月開始的社會動亂，雖然還沒有系統的調查，但是隨便問諸中學教師，他們最關心的，也是學生的安全。很多學生，在家庭的照顧薄弱之下，教師成為了他們的最親近的人；他們對教師的依賴，也促使了教師更加關心他們的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現在有些人不加調查，拿着極為少數的例子，就推理説學生上街都是教師帶領或者鼓勵，這是對大多數教師的污衊。
但是，説教師要為學生的福祉負責，還不全面。專業也負有社會責任，那也是專業的特點。醫生，固然要向病人負責，但也要向全社會負責，促進社會的健康，是他們的使命。
也就是説，醫生雖然最直接要向病人負責，但是不能純粹按照病人的意志辦事，也不能純粹按照醫院院長的指示辦事。律師，除了要保護委託人的利益，也要捍衞社會公義；在有些社會，很多律師完全從賺取報酬作為辦事的出發點，其實是社會忍受了嚴重的專業失德。
動態社會與生涯規劃
教師教育學生，也不純粹就是為了學生個人的福祉。教師也有社會責任。那麼，教師的社會責任是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人力資本」學説的興起，各國開始實行「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簡單來説，就是通過全民的教育，把人分類分等，為社會提供各類各等的勞動力。其實，蘇聯在1938年開始，由於是計劃經濟，已經實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全民人力規劃。中國在1949年以後，計劃經濟，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還進行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力規劃。
那個年代，教育的使命，就是為經濟發展服務，而所謂經濟發展，就是全社會或者全國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需求。當年在中國，在學的學生，「服從國家分配」，就要準備進入預定的行業。在西方自由經濟，雖然「人力預測」（manpower forecast，香港也有）只是作為政策參考，但是教育的分流分等，還是很明顯的。不過學生有選擇的餘地。1980年代，筆者唸博士的時候，教育規劃的時興話題，是「人力需求」（manpower requirements）與「個人期望」（social demand）之間的矛盾；説穿了，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與個人前途願景的矛盾。當中的調節因素，是教育的回報率（rate-of-return），意思是，個人進入工作之後的金錢回報，會調節個人的期望。説到底，還是一種經濟話語。
我們在教育界，不知不覺地，為學生提供機會，塑造最好的升學、就業機會。我們沒有歧視學生之心，卻無意識地在進行篩選學生的工作。我們都知道「讀書不是為了求分數」，但是卻無法抗拒為學生準備考試的巨大慣性。我們身在其中，不容易注意到，我們為社會挑選了一批精英，卻往往冷落了許多其他學生，沒有多少機會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價值；而這些價值，是考試分數量度不到的。那是20世紀全球教育的現實，不是個別教師、個別學校可以逆流而動的。
但是，即使如此，還是有不少學校和教師，尤其當學生成績不逮的時候，盡了不少努力，讓學生找到自己的價值，也讓他們找回自己的未來與希望。在今天，這些學校和教師，是時代的先行者。因為，正如本欄苦口婆心不斷提出的：現代的社會，是一個碎片化的社會，是一個莫測、多變、需要個人「各自奔」的社會。現代的青年，也是「後物質世代」。讓學生困守在考試與分數，把他們綁在固定的職業方向（「生涯規劃」？），誤把經濟利益作為他們的動力，又或者把他們縛在短命的政治戰車上，其實都是剝奪了他們真正準備面對未來的機會。
「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始終是教育發展的一個支點。看通了社會的走向，讓個人更堅強，更能掌握未來，到頭來，不是也讓我們有一個更健康的社會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