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介紹了《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產生的背景。需要更正：不贊成成立教師專業組織（例如「教師公會」），但是主張編纂《守則》，是1984年，剛成立不久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在其《第一號報告書》裏提出的。因為擬寫《守則》，1986年成立了由63個教育團體互選產生的籌備委員會。選出主席以後，教育署代表主動退出，以保證籌備的自主性，但是提供秘書服務與基本的運作經費。
其成員之後分頭訪問了15個國家，遍及歐洲、北美、澳紐、亞洲。筆者乘會議之便，還訪問了南美的墨西哥和非洲的肯尼亞有關的教師組織。收集了《守則》及近似的文件23份。
回來擬了一個草稿。外訪與草稿的擬寫過程，有幾個環節是事先沒有想到的。
第一、「專業」的概念，在每一個社會文化裏面都不一樣。教師的專業地位，更是很不一樣。在法國，沒有教師專業守則，他們中小學的教師都稱為”professor”，但是沒有專業這個概念；法文的”profession”，就是行業、職業的意思。公立學校的教師都是公務員，要遵守公務員守則，與其他公務員沒有分別。
在美國，訪問了美國教師職工會聯盟的領袖Albert Shanker，他是美國教育界的傳奇性人物，從1964年開始一直到1997年去世，都是工會領袖。他對我們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專業，有錢就有專業，沒錢就沒有專業」，這裏的「錢」主要指工資收入。這大概是美國的概念。
專業概念 各國各異
2011年開始，也是受了PISA成績低落的驅動，美國帶頭召開了一個「教師專業國際峰會」，之後在歐美各國召開，就是各國的教育部人員與教師職工會代表聯合開會。頭幾年筆者還是評論員之一，就看到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
幾乎在其他所有國家，教師職工會只是關顧教師的職工權益；在有些國家，教師職工會只是教師的福利組織；也有些國家（如英國），有幾個教師職工會，意見相左，互不相讓，結果同時出席，幾乎成為笑話。而各國職工會的代表，很少對教育的發展政策發表前瞻性意見，也許這不是他們主要的使命。
第二、籌備委員會發覺，要表述教師的專業操守，必須同時表述教師的專業權利。因此，《守則》的最後的版本，也有並列的《權利》一章。
第三、草稿的條文，基本上覆蓋來自各國的同樣或者相近文件，但是委員會發覺，沒有教師「以身作則」這一條。只有韓國的文件有類似的條文。大家認為，在香港社會，應該加上這一條。
之後，經過了近百場的諮詢研討會，包括稍有代表性的教育團體，也走訪了其他專業團體，並且兩次逐項內容向教育界諮詢。當時感到有必要逐項做問卷諮詢，是因為這是代表全部教師專業行為的共認準則，沒有人可以隨意代表教師的共識。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在「建議執行辦法」一章中，一方面申明：「只有守則而沒有執行機構，是不可思議的」；但另一方面又申明：「反覆諮詢的結果顯示，守則是必要的。」《守則》於1990年公布，之後的十年左右，教育統籌委員會，起碼有三次曾經研究如何成立「教師公會」（後來稱為「教育專業議會」）。每一次都是新的教育主管上場，覺得這是好主意，態度積極；但是不久就會猶豫，理由是怕出現另外一個教協，終於胎死腹中。
專業力量 各方畏忌
至今，「教師公會」的典範，是蘇格蘭的General Teaching Council，筆者訪問過。全體教師都要在GTC註冊，成為會員，方能執教，這是最根本的。此外沒有政府的教師註冊機制。GTC有四項工作範圍：決定教師教育與專業發展的課程與要求，為在學和新晉教師提供個別輔導（mentorship），處理違反教師操守（「失德」）案件，參與有關教師政策的制定。會員包括高等教育的教師，也包括在培訓和實習中的師資學員，蘇格蘭的教師公會，至今屹立不倒，這是一個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專業組織。
英格蘭，經過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通過立法，終於在2000年成立類似蘇格蘭的GTC。但於2012年，卻被政府取締，而由政府機構替代。也就是說，教師的專業組織，被行政機構替代了。差不多同時期，紐西蘭和澳洲、加拿大的幾個省，都相繼成立類似GTC的組織，但都沒有長期存在。或則因為勢弱而形同虛設，或則因為缺乏支持而無疾而終，更多的則是追隨英格蘭而被政府取締。
曾經問蘇格蘭的GTC負責人，他們與教師職工會的關係是怎樣的？回應是：GTC與職工會的領導層，的確會有部分重疊。也就是有些職工會的核心人物，也是GTC的核心人物。但是很自覺地，在不同的崗位就「帶上不同的帽子」，也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按照不同的框架承擔責任。他們說，這樣還有點好處，就是更加容易弄清教師的經濟權益與專業操守及權利之間的分界線，而不至混淆。也有道理，但是這需要這些領袖人物有非常高的專業修養。
教師楷模 社會所託
然而，蘇格蘭的GTC，卻沒有成文的《守則》。當時的負責人說，1966年GTC成立的時候，有過一份簡單的文件，但是變成了壓在抽屜底的、發了黃的、無人過問的歷史文件。理由很簡單，「專業操守」是教師行內公認的行為準則，處理「失德」的案件時，就靠審判的專業人員的認識，無法靠文字限定。這種「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的形態，也許是專業精神的最高境界。
負責人告訴我們，他們每年只有零星的十來樁案件。由於案件涉及的，都是GTC的會員，最高刑罰就是註銷專業資格，「吊銷牌照」，也就是不能再執教。
蘇格蘭的例子說明，專業的行為準則，要求高於一般人遵守的法律。因此，違反專業操守，是法律管不到的，又或者是一般的法律程序無法判斷，更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去判斷與解決。這與香港的「律師公會」、「醫務委員會」的形態，基本一樣（雖然具體的處理有不同之處）。須知，這些專業組織，都是由法例設立的，因此有它們的法律權力。
許多年前，與司徒華先生出席過一個香港電台的節目，當時有一位聽眾，本身是教師，訴說為什麼教師要受額外的束縛：為什麼不能公開賭博？為什麼不能到戲院看三級電影？等等。
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本地文化中教師專業的行為準則。也就是說，作為教師，在社會上、在家長心目中、在教師這個行業裏，這些都不是教師應該做的。是一種教師行為準則的社會共識。簡單來說，就是社會和家長，把子女付託給學校和教師，就期望孩子在教師楷模的影響下生活和學習。
但是，從以上的現實例子，也可以看到，即使在「專業」概念比較成熟的英、加、澳、紐，政府還是容不下教師的專業組織。這裏面也許是因為教師人數眾多，怕成為另類政治勢力。而事實上，不少地方的職工會，也的確有奪取此類組織領導權的傾向，因為他們也同樣容不下可以匹比的教師勢力。所以，儘管教師專業組織在概念上非常理想，但是政治現實中卻難以立足。
結果，卻是教師操守（有曰「師德」）這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得不到它應有的地位，也得不到有效的守護。在香港，雖然有「操守議會」不懈的努力，《守則》基本上是代表教師操守的一份「心意」，也可以說是教師專業良心的凝結。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