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香港的生存之道

「港版國安法」的出台，無疑是香港與一國兩制的「板塊移動」（tectonic shift），肯定會對香港造成重大且深遠的影響。之不過，筆者卻未敢因此輕率地判定「一國兩制已死」，皆因國安法的影響，實質上等於拿掉了一國兩制的「保護罩」，令往後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將更像國際間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

一國兩制的「保護罩」

一直以來，港人絕少將一國兩制視為原本構想中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反而更普遍地將一國兩制視作一個可擋住北京干預的「保護罩」。然而此看法除了一定程度掩蓋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之外，久而久之亦令人忘記香港位處中國大陸上，與內地只有一河之隔，兩者實力亦非常懸殊。

這一點所造成的尷尬現實，就是儘管香港大部分事情的確受《基本法》保障，但不少人以為有了這個保護罩，做什麼北京也奈何不了，絲毫不用理會北京感受。這種缺乏克制與尊重的互動模式，令北京由一開始堅持保持這個保護罩，到後來逐漸變成要主動收回或破壞它──試問這樣一國兩制又怎能長久？所謂「勢不可去盡，話不可說盡；凡事過盡，勢必早盡」，發展到最後，去年建制派與民主派分別向中美靠攏，企圖借用大國的力量來壓倒對方，明顯已超越了一國兩制設計中可承受的「度」──如此下去要不是一國兩制自行崩潰，要不是就由北京自行修正，而在北京角度前者並非一個選擇，只能夠選擇後者。

北京藉國安法拿掉了一國兩制的「保護罩」之後，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像國際間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逼使香港必須重新考慮其生存之道。就正如中國與別國發生外交爭議，北京的慣常手段一般是以經濟手段實施制裁，例如早前才對澳洲加徵大麥關稅，高調施壓。所以很大程度上，北京選擇直接頒布實施國安法，而非經過本地立法，就是思路上已越過了一貫的一國兩制模式，更容易被理解為一種變相制裁或脅迫。雖然目前中國與美國皆聲稱他們對港人的最大利益至為關心，但是北京對香港實施政治「制裁」，而華府則有機會對香港實施經濟制裁，令香港更活像是夾在兩大強權之間的小國，由於無法保持中立，而同時遭到雙方制裁。

改變策略為日後博弈創造條件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survival of small states）──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事實上，面對中美兩大強權，不要說是小國，就連德國、英國、日本等中等強國，也須緊遵靈活彈性原則，時刻提醒自己不可受意識形態左右，慎防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將國家前途錯押在其中一方。相比之下，香港這彈丸之地，竟長期存在着兩種敵對的意識形態，雙方都想置對方於死地，巴不得每一次香港都成為全球兩大意識形態的角力場，甚至連香港的未來都可以押在一鋪「盡地一煲」，如此胡來香港不提早滅亡才怪。

所以孟子也說道：「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無論香港所面對的大國是仁者與否，但須以智慧來「以小事大」卻是不變的真理。即使是以前的港英政府，也毋忘時刻貫徹務實與功利精神，不受意識形態束縛：一方面強硬拒絕本地左派介入香港日常管治，另一方面亦小心避免引起事端挑釁北京，與中國大陸保持互惠互利的默契，為香港創造了生存空間；1970年代起，港英政府又把握時勢，將香港由貿易港轉型為金融中心，創造出香港經濟的最大版圖。

意識形態放兩邊創造世界所需價值

儘管「港版國安法」很可能將無可避免成為今後港人的「緊箍咒」，卻有望讓香港恢復本色及尋回其「立國精神」。香港長久以來作為一個自由港，應當了解到商業應當無分國界、宗教、意識形態的道理。加上香港根本玩不起大國的軍事遊戲，那就唯有努力從商業、金融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積極創造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甚至連自己的敵人也要服務。亦唯有這樣，才有機會令香港有再度增強自身實力與價值的機會，讓它繼續擔當全球不可或缺的國際金融中心，繼而將香港從現時中美的角力場，逐漸恢復成冷戰時代東西之間的「緩衝區」，在業已降臨的中美爭霸戰中存活下來。

正如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地小人稀的荷蘭已注定不是對手，香港作為「小國」固然已發展成以服務業和金融業為主的「頭腦國家」，但也須認清「身體」在哪裏──與荷蘭不一樣，香港的「身體」就是大陸，本來就不應該存在敵對的問題，可是現在我們既無法借助中國的力量，反而同時遭到中美兩國的脅迫與制裁，令香港的自由、價值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說穿了就是博弈策略的失誤，直接令局勢急轉直下。

5年前的使命

令筆者感到唏噓的是，本文的部分內容，早在2015年已寫於〈要五十年不變，博弈策略就得變──從小國生存之道看港陸關係〉（《香港革新論》）一文中。當時筆者已指出：「港人必須放眼於未來，而不應該認為短期內，可以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以為可以『盡地一煲』……因此港人得須改變目前只求『出氣』，不講實際效益的博弈策略，以謀求終極目標與階段性策略的統一。港人是時候重新思考，如何以我們的歷史角色以及中西融合的文化和經驗作為真正籌碼，以換取香港在中國的未來發展道路上的一席位，找出一條在全面投降與盡地一煲之間，讓香港與港人皆可保存的『第三條路』。」

驀然回首，這個與香港前途攸關的使命，原來早已在肩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