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擴散，造成世界各地大量人民受到感染，不少更因此而病重甚至死亡，可以說是當前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而這個挑戰又不止於疫情至今仍未受控，既未有預防疫苗，亦沒有已確定可以瞄準病症的特效藥物，而且它還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提問：當遇上一個事先未能預見，而同時又未有解決方法的問題時，怎麼辦？
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裏，人類假設自己正逐步掌握所需要的知識和工具，將本來是不確定的未來，變為可受控或可預計的事情。原來的限制可以超越，大自然環境可以克服，愈來愈多東西都可以納入生產、規劃、管理的範圍之內。很多時候這份自信令我們誇大了當代社會系統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以為大部分事物都在認知的範圍內或所謂的正常狀態中發生，出現異數或例外，純屬偶然。
當然，在我們心底裏，其實是知道有很多事情並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有很多事情並非完全可以預見。嚴格來說，我們沒有就這些問題找到終極的答案，不過卻懂得怎樣去重新界定，究竟這是否一個需要立即處理的問題。在一般情况下，我們覺得問題是存在的，不過只要是受到控制，又或者已能評估風險（也就是說出現問題的機會率），則問題便已經可以歸類為屬於「可控」的一類，萬一出現狀况也可以找到承擔風險責任的方法。儘管在外在世界存在很多未知之數，誰也不敢講得太肯定，但我們可以作出估計，對不確定的環境有個預期。
這是我們目前面對問題時所抱有的「問題意識」：我們基本上沒有辦法完全防止意外或例外的發生，但可以推算得到出現狀況的機會率，再而通過某種手段（例如購買保險、作出套頭交易），將本來令人擔心或憂慮的不確定處境，轉化為風險評估早已包含在成本計算之內的管理步驟。風險本身未有消除，它們依然存在，不過大家通過估算出現狀况的百分率，考慮和計算成本與賠償之間的關係，得出對風險的評估，減輕心理上的緊張狀態。本來風險的存在是一個質性問題，現在通過量化估計，一切不確定的東西都變為一種機會率，一番計算之後，看看它是否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疫情發展至今，結局大概離不開幾種可能性。最理想的當然是由明天開始，連續28日沒有新增確診個案，疫症宣布結束。而最「荷李活電影式」的結局，則是雖然疫情沒有減退，但在危急存亡之際，研究人員終於研發出疫苗或特效藥，撥開雲霧見青天。不過，同樣有可能（如果不是更有可能）的是，病毒沒有完全離開社區，而同時由於疫症亦已擴散全球，所謂「仍然受到疫情影響」的狀態，將表現於時會發生零星個案，又或者某個季節會突然又再流行，持續下去，直至預防疫苗研發成功為止。如果未來就是第三種的情况，那麼社會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來應對呢？
只要風險仍在，不能有所妥協
當然，從醫療專業最高要求的角度來看，最好肯定是一切防疫措施繼續嚴格執行，理論上過去做得未夠嚴謹的，還應加倍做足檢測、隔離、防止聚集和接觸。這些要求肯定有其理性基礎，問題是如果疫情演變為「長期抗戰」的話，則實在難以操作。這裏的核心問題並非如坊間所講的「防疫疲累」，市民難抵減少外出而產生的苦悶感，而是防疫狀態不能長期持續──究竟要保持怎樣的社交距離才可以重開電影院，令市民覺得可以相對安全地觀看電影？究竟要有怎樣的空間布置，一般食肆才可以為客人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飲食環境（目前的要求基本上只可能是過渡性質，不可能長此下去）？我當然明白，對一些專家而言，災難當前還只顧吃喝玩樂，為何不可以個人略作犧牲，減少非必要的活動？以大局為重，要求大家忍耐兩星期之後，再忍耐兩星期，再三忍耐兩星期，又有何不通情達理之處？
提出以最高要求、上下一心努力防疫，當然有其合理之處，問題是這將人流大幅度下降，令商業活動大量減少，但長此下去，工商界和打工仔的困境再不可能通過政府的救市措施而可以紓緩。大小老闆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要重新判斷，究竟以哪種規模來運作？需求有何變化？如何重新估算成本與回報？這些提問遠遠超出政府援助是否足夠的問題，而是涉及他們需要在一個怎樣的經營環境裏繼續營業。
從科學出發，我們會要求滴水不漏，做到接近無誤的效果。只要風險仍在，不能有所妥協。這些想法不會有錯，但時間一長，便不得不考慮始終要以人性化的方法來照顧及管理人群、社區、社會。前面提到電影院、食肆的例子，不是因為它們屬於必需，而只是它們最日常，可以通過思考這些例子來想像市民的平常生活。正如本文初段所提出，當社會發覺，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案的日子遙遙無期時，人的想法便會轉為評估風險，重新計算成本與回報，再次界定所要承擔責任的範圍，然後定出一個新的「正常」。當抗疫變為「長期抗戰」，要考慮的問題就不再只是未來兩星期有何措施了。
抗疫必須科學，但也要有人文觸覺。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