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沒有稍竭跡象，苦了整個社會，當然包括學界。學校停課已經3個多月，據公共衛生專家估計，暑假前重新開課似乎不用指望了。DSE先是延期，能否依時舉行也說不準。一句話，社會正常活動給弄得支離破碎。
學校停課，即使怎樣發展網上教學，教學活動已不能和正常的相比。不單傳統學校，補習社、教學中心之類正規教學的支援機構也面對經濟壓力。如情況持續，據說結業的會有7900間之數。
公開考試也面臨很大挑戰。小學呈分試取消部分，只屬校內性質，影響還不至太大，最致命的恐怕是DSE。這個關乎大學入學篩選、學生前途抉擇都很重要的考試，試想如果取消，用什麼評核方式來代替？
自然，因應疫情，考試已有變陣，例如延期、取消中英文口試、加強防疫安全（如派口罩、確保座位距離、量體溫等）、押後大學收生日期等。當然也有人預計公開試或許不能如往昔般（甚至不能）舉行了，因而提出些應變「方案」：例如只考必修科、加強大學入學面試分數、較多利用校本評核作評鑑參考、考慮學校過去成績等。什麼「方案」都好，總之都會有漏洞，也牽涉公平原則。
原來學生自學有這麼多的困難
沒有人想這麼樣的情況出現，但出現了，是否也應思考一下舊教學模式的不善之處，以作將來教育發展改良（也不單止防範疫情）的參考？
不是疫症，似乎沒有人相信學生原來對學校、教師以及制度有這麼大的依賴。學生不能上課，不單教師不能面授，功課不能繳交，測考不能繼續，原來學生自學有這麼多的困難。過去香港學生補習盛行，不單是會考生的「惡補」，其實也是不同級別都補習，加強學童競爭能力。不這樣，不能養活為數7900間的補習教學中心。從這角度看，學童的學習負擔是否長期超載，到達了一個被虐待的水平？
我個人相信，香港學童的生涯的確是走着一條負載過重的道路。教育，原不應是這樣的。學校課程教得淺一些，功課數量少一些，測考的重要性減低一些，學習的效果就會大大的削弱？我不信。讓學童學習不這樣辛苦，能留有餘力做些自己喜愛的事，發展個人興趣，練好個別體能，對長遠的發展不是更有利嗎？現在似乎是學童放假放得太久了，反而不知如何自學，期待上課之心從未如些殷切。當然不能上課不應是常態，但學童對學校的依賴過重，終究也非好事。
中文科口試沒有存在的必要
公開試面對調整，例如中英文科先拿口試來開刀。這意味着，考試內容的設計者，原先似乎就把口試的重要性放到最低，必要時取消這個部分也可被接受。但如果你相信制度的公平性，一些預設的內容臨時取消，總對某部分的人不公平。我從來覺得中文科口試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既然定得作制度的內容，就不應隨便取消。比如說由高中開始，不同學校對這個部分投放不同教學時間；也有人認為口試對讀、寫能力較差的學生較有利，是他們用來「拉分」的依據。霎時間取消，總會對有所寄望者不利，這都是有根據的。如果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取消，為何當初又要加上這部分的考核？
亦有人覺得用校本評核來調整分數可取，理論上這說法是有根據的。自高中新課程開始，加入校本評核一項，中英文科這部分佔20%的分數。原始的設計是：學生可用平時的表現來減低對公開試的依賴，減少一試定生死的壓力。有這想法當然好，學童對公開試的恐懼也會相對減低。可是制度的設計者原來不放心這項「平時分」的準確性，因而學校雖然要呈交分數，可是最終要用公開試成績來調校。換言之，學童「平時」的表現，即使不是完全無用，但重要性卻不大，甚至屬於可有可無。
先進國家重視學童「課外」表現
一些先進國家很重視學童「課外」的表現，其成績計入公開試的考核中，而且信任學生自發而經學校評定的成績，有的更超過20%的比例。香港教學設計，設有是項分數，可卻不信任其可靠性，也缺適當監管，最終又由公開試調整，可說東施效顰，得其皮毛失其精粹。
由疫情嚴峻而看到傳統教學和評核產生的問題多樣化，實在足以為學習制度的缺失作周全的檢視和補救，非為逃避疫情而作緩衝手段，而着實為教學和評核的水準提升製造修正。
其一，學習過於倚賴老師教導、學生專注上課、課餘做習作；重視測考，因感不足而自行補習，這樣的學習模式應作改變。學生不能完全不靠上課而獲得知識，但課餘的學習同樣重要。這類課餘學習應以學童興趣為主，側重自發，不是要完成機械化和重視死背硬記的課業。課程的艱深和繁重應作適度調整，不應鼓勵過多的操練。
其二，一試定生死有諸多弊端，要改變這模式，就要加強校本評核。校本評核要真正「校本」，以不同學校的老師評鑑為依歸。為統一其內容和評核方式，考評局應提供較清晰指引，而且要加強監管，使評核比較公平和劃一。而最重要是，在公開試中所佔比例，不用經公開試再加調校，使學生仰賴「平時」的學習比重增加。
其三，去除公開試中操作太繁複而沒有太多效益的內容。比如口試（尤其中文科）既可因疫情取消，看不到為何平常時期不能取消。學生能力的評核已經很全面，鼓勵自發學習，超越強迫學習，對學童日後自我成長，效益會更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