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新政黨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反修例風波期間,經常聽到「(香港政府)換作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早就倒台了」,後來此句更成了老生常談,人們都懶得再說。但就在此句淪為老生常談的同時,人們卻好像忘記了另一句:「換作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經歷過這種大型運動,新政治勢力與政黨早就湧現了。」上述例子就有意大利的五星運動、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以及台灣的時代力量等,它們都積極投身選舉,相繼成為議會的第三勢力,五星運動更晉身成意大利議會的第一大黨。

還要素人到何時?

相比之下,反修例運動已持續9個月,民主派亦早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9個月後人們仍只能稱沒黨派的民主派為素人(甚至該被稱為民主派還是本土派也有疑問),也沒有一個具實質意義的新政黨成立,政治口號至今仍停留在「五大訴求」,簡直是不可思議,也實在太不像話了。

以筆者所見,目前整個民主派都充斥着一種工具性思維──沒錯,誰也知道他們要一直贏下去才有希望,然而勝選是為了什麼,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出路,現在到2022年之間的時間怎樣辦,在這些問題上卻是無比空洞。

簡單而言,他們缺乏具體政治主張,只執着於五大訴求,認為是9月勝選的最佳護身符,對香港未來路向不聞不問,勝選以外的事一概聽天由命、見步行步,並且開始對昔日盟友放冷箭,開口埋口就指摘對方「吃人血饅頭」,令政治淪為算術(算議席、算票數)、謠言與窩裏鬥。須知道沉冤待雪是一回事,但不代表可以沒有理念與願景,只剩下勝選與復仇。在這種心態下,再加上運動降溫,怪不得最後只能得出靠美國出手這「當然結論」。

政黨新時代

筆者之所以特別在意運動持續9個月後仍未出現新政黨這一點,是由於除了政治形勢本身有利於新政治勢力與政黨湧現之外,新科技與新的社會形態亦造就「新型數碼政黨」(digital party)的誕生。社會學大師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我們正在步入網絡社會,當中所有組織都將根據網絡的邏輯轉型,將超越一貫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事實上,所謂現代政黨,到了今天早已淪為工業時代的產物,而大部分由政黨動員的「身份」(identities)是根據工業革命及其階級分化所產生的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而成,明顯已無法與後工業社會的轉型同步。儘管之前的全球化時代曾出現了一段民眾對政黨抱有懷疑的時期,但隨着過去10多年經濟危機、社會不滿與政治壓迫不斷湧現,對於以結構化的政治組織爭取國家政權的需要,再度浮上枱面,於是政黨模式又捲土重來,針對新的社會分歧的新政黨亦應運而生。很遺憾,面對香港病入膏肓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及其千瘡百孔的政治,香港的政治精英仍舊以舊式政黨與政治應對,所以也難怪年輕人對泛民和建制都只有恨。另一方面,反修例風波無疑是踏出了史無前例的一步,但到最後卻只停留在更原始的素人政治,令人搖頭嘆息。

民主派缺乏具體政治主張,只執着於五大訴求,認為是9月勝選的最佳護身符。(灼見名家圖片)
民主派缺乏具體政治主張,只執着於五大訴求,認為是9月勝選的最佳護身符。(灼見名家圖片)

以新政黨和數碼政黨帶動政治改變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運動一開始時固然可以無大台和百花齊放,但如要行穩致遠,將成果轉化為政治改變,則必須能夠促成社會融合(socialintegration),而這一點需靠政黨進一步從選舉機器發展成社會團結的維繫者,建立一種新的社會融合形式方可實現──以目前泛民和素人這種誰也不服誰,連自己內部都團結不了的政治模式,根本不可能勝任。

另一方面,反修例運動已充分展示出數碼科技和網絡如何大幅降低市民政治參與的門檻,令自下而上的討論與政治決策變得可能,並以之打破一些根深柢固的政治現狀及流弊。這些技術創新在政治上的運用,讓我們認識到所謂「民主2.0」,一種利用了網絡2.0的互動功能,以數碼和網絡方法實行直接民主,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新型數碼政黨的可能性。

上述的種種可能性對於遲遲仍未有普選的香港,更是別具意義。試想想,如果香港有數碼政黨能夠在現時沒有普選的情况下,利用新技術新平台新方法,能更準確地反映民意,增加市民的政治參與,並提供更直接的民主的話,那麼這數碼政黨的存在本身,已等於在不斷暴露現有政制的荒謬與不公,以及舊式政黨的落後性──即使該黨只有一席,但憑着其廣泛的代表性與民意基礎,亦足以令政府與舊式政黨必須正視它背後的「真民意」而不敢妄動。

政黨建設刻不容緩

目前香港正值百廢待興之時,社會殷切期待有新主張與構想,能為香港帶來新的出路,同時現時所有政黨均屬舊式政黨,新型數碼政黨一個也沒有,假使有識之士能夠把握這機會,破舊立新,回歸政治的根本,也是個重要契機。然而民主派只沉迷於眼前的勝利,既不變陣又一味向前衝,尋求與北京決戰,卻是兵行險着,一旦失敗便將無以為繼,連運動得來的成果也可能一併輸掉。即使9月立法會選舉成功,實際上民主派早晚也須開拓新的組織方式,融入新的政治主張,將運動轉化,斷不可能單靠停擺或癱瘓政府,拖到2022年。既然是這樣,倒不如盡早回歸基本步,選戰與政黨建設並舉,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