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林鄭政府多番遭詬病，其中主要一點是「漠視民意」。究竟民意有多重要呢？有人認為，民意賦予了政權情理上的合法性，法理上亦然。古有君權神授，今不能再含糊其辭。神授大權，無可印證，甚至神是否存在亦未可知。加之人民是國家的主權體，而治國即打理人民的生活，似乎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最有認受性了，何不來個「君權民授」？的確，只有人民認同且尊重的政府方能施政無阻；非民意授權的政府很容易動輒碰壁，因為人民壓根兒沒肯定過你。民主制下，人民不得不尊重當權者。由於這一切都是他們授權的，無論後果好壞，他們都得心悅誠服、不能有半點埋怨。要得人民尊重，當然得民意授權；要得民意授權，當然得由人民作主。如此一來，政權就有合法性──這是西方的論調。
誠然，國家的興衰，取決於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若當權者不能安撫人民、得到尊重，其政權必定不穩。然而，國家的興盛，是民意所造成的嗎？換句話問，縱觀古今中外，帶領國家走向富強、立下赫赫功名的民族英雄，都是對民意唯唯諾諾的人嗎？聽從民意才是成功的政府嗎？也不盡然。忠言逆耳，恕我直說。美國哲學家肯恩．偉伯將人類分為6層意識階級。首5級者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並堅持己見、甚至排斥異己，社會紛爭也隨之加劇。要讓社會邁出步伐、掀開新一頁，需要第6層意識階級──「整合」（integral）者執政。然而，目前這些能人佔總人口不足5%。換言之，當今民主制衍生出的種種弊端，乃其他95%次級人民的汗馬功勞。無可否認，能者佔人口的少數，平庸者則居多，大自然的基因分配促成了這個現實。此情況下，為政者又如何能夠聽取眾言？所以「不聽民意」云云，從來是偽命題。既然如此，林鄭漠視民意便即情有可原嗎？非也。雖當權者不應盲從民意，但更不該漠視民意，而要「疏導民意」。
最好的電視演員未必是最好的政治領袖
所謂治術，內而安則得人心，外而攘則懾天下。一切政治工具如宗教和文化等等，都是安撫群眾、疏導民意，並使之信從的手段。聰明的領導者懂得操縱民意，愚不可及的管治者才會抗逆民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道理3歲孩童都懂。且莫說管治者，西方的一般政客早已習得這基本技能。事實上，這該是為政者的天賦，若其不諳此道，則枉為政客，更遑論作管治者。如希特拉的演說處處觸動人民的神經、毛澤東的語錄深得民心、奧巴馬對鉛水事件的講話聲情俱繪、李光耀的優生學使群眾推崇備至、美國的文宣及情報機關過人以及其與媒體的關係耐人尋味等等，都是領導者疏導民意的鑿鑿佳例。
李光耀認為優秀的領袖人才無法在選舉中自然產生，因為民主選舉把選拔人才變成了電視比賽秀。懂得取悅選民、迎合大眾者，往往可能是繡花枕頭，而非賢能的管治者。道理顯淺──最好的電視演員未必是最好的政治領袖。雖然我對此深表贊同，但特定情況下，有些秀是無可避免的。他自己另外也說：「要讓人民開心，你必須做一兩件事：你必須給他們一些什麼滿足他們，比如更好的食物、更好的衣服、更好的住所；如果你做不到，那麼就讓他們相信偉大的願景即將降臨。」後者所謂「讓他們相信偉大的願景即將降臨」，該如何為之？除了煽情的演說，別無他途。每位優秀的政治家皆會透過演說，與人民接觸和溝通，從而疏導民意。為人民種下信念與希望，即使無法馬上解決房屋問題以及種種矛盾，那至少能夠安撫他們的情緒與傷口、寬限你足夠時間以治標兼治本。公關手段高明的政府不一定是成功的政府，但成功的政府一定懂公關。
林鄭態度強硬予人冥頑不靈、不願溝通之感
林鄭政府的失策之處，在於其強硬態度予人冥頑不靈、不願溝通之感，也就是去人性化。其一味譴責，只會令人民覺得她並沒有從人民的角度出發，毫不體諒他們──這般根本無助疏導民憤。我常說，官僚主義不是問題，而是香港的官僚主義有問題。所謂官員，不能有曲高和寡、脫離群眾的姿態，他們需要顯露人的情感，即喜怒哀樂。如發生災禍時，要悲；主權被侵犯時，要怒；國家有成就時，要與民共喜；國民有需求時，更要鄭重地凝神傾聽。如此，方能觸動民心、影響士氣，士氣帶動整個國家的氛圍、真正”We Connect”。縱使其以賢人智者自居，故認為自己不可能聽從群眾俗見，但態度仍要正確。要得民心，必須擺出一副親民的姿態。這方面，西方政治家便十分出色了。香港與美國同有鉛水事件，何以奧巴馬能平息民憤？因為他擁有為政者的本能──「疏導民意」，讓人民從不忿、蠢蠢欲動提反對，變成體諒、懷有希望展笑顏。應該如是說，西方政治家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信任，藉溝通以建立。此次事件中，其實林鄭不一定回應五大訴求、甚至當初根本不必撤回條例，只要懂得疏導民意，就可以不淌半點血、杯酒釋兵權。繁事幾許，往往需要的只是多費唇舌的解釋。若以為非民主的政府便不必重視民意，且施政如入無人之境，此乃大錯特錯。威權管治下，「王」與「人民」的關係尤其重要。既無民意支撐政體，更要懂得疏導民意。成功的政府，就是人性化的政府。
君王之道，從非聽從民意，更非漠視甚至抗逆民意，而是疏導民意。我不否認創下空前盛世的豪傑，向來是少數的能者異士。但他們同時明白到，如不能安撫民眾，盛世也就受到威脅、甚或不會出現。所以自古為中華民族帶來繁榮興盛的明君，都懂得安邦治民。從來「民貴君輕」，沒有人民的授權，只有加倍尊重他們，且與民溝通、把民生弄得井然有序，才能換得他們的尊重。既不想給予人民政治權利，又想獲得他們的敬仰、維繫這種管治，只能做好「王」的本分，這就是最有效的「疏導民意」。倘若做不到，只能先從公關下手，讓人民憧憬未來。公關手段足以影響大局的成敗。沒有政治觸覺與手腕的政客，還算什麼政客？為何希特拉這般成功地得到人民跟從？除了其實績斑斑，亦因為他的演說能鼓舞人心，他的神情和言辭能表現出他的七情六慾、感染人民。只憑藉官腔式地讀稿，不但無法與人民建立良好的溝通與互信關係，更遑論疏導民意、得到他們的愛戴。林鄭政府的疏失，莫過於此，這也許是回歸後歷屆港府的通病。所以，香港人才會覺得自己與官員的距離很遠，敬則未必，遠猶有之；甚至認為他們擺官架子、「離地」。若能克服和做到以上種種，威權政府也能長治久安。
作者簡介：廖浩鍇（Ho K.V. Liu），字抱玉，號帝江、驚鴻，筆名浩林。吟遊詩人、專欄作家、《超級菁英論》作者、英國留學生俱樂部COLUMNAE百岳以及香港青年學生組織莘火言碑創會會長及召集人。現為大學生，尤痴愛中國文學，喜好創作詩詞歌賦；最喜愛自己的文學作品為《香冷兮歌》。自詡為荀子之後，理想是匡正禮樂，扶持社稷。人生第一本拙作為《士子論道—兩鴻鵠雲遊邱壑》。目標是成為政治理論家、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並成為尼采《超人論》中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