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他的安身立命處——專訪年輕導演卓翔

認識卓翔，始於2012年的《乾旦路》，當時，已對這位年輕導演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齣紀錄片寫的是情傾「乾旦」的男兒，片中王侯偉、譚穎倫兩人，一同走上未知前景的崎嶇路。

然後，就是2015年的《一個武生》，寫一個崑曲武生的矛盾掙扎，延續卓翔對中國傳統戲曲的關注，也緊扣藝術路上「行路難」的主題。

去年4月，因緣際會，看了《肖像曲》，一齣從影像延伸至舞台的混種紀錄歌劇，表現形式非常別開生面，對他的認識，又跨前一步。

2019年，他的新作又出來了，《戲棚》，以香港獨有的竹建戲棚為主角，紀錄了不同崗位人物的細節與故事，有別於一般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亦教人耳目一新，而且獲得了「第5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訪問卓翔，話題當然離不開電影，也聊到他在電影藝術方面的心路歷程，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自我形象的重建

卓翔是真名實姓，名字是公公為他改的，他在香港土生土長。爺爺是福建人，早年飄洋渡海，到印尼謀生。父親在新加坡出生，在印尼成長，像很多印尼華僑一樣，在50年代才回到中國，母親卻在鄭州出生。父母在70年代末期才移居香港。

小時候的卓翔，就讀於基灣小學。他記得第一次自掏腰包進入電影院，就在小學時，跟同學一起去看電影。他念小學時，學業成績相當不錯，他很喜歡唱歌，加入了學校的合唱團，但升上張祝珊英文中學後，成績未符理想，名次跌至一百之後，而且步入青春期，他不再唱歌，轉而打籃球、乒乓球等。

他坦言：「我的成績不太好，打波又『唔叻』……所以自我形象比較低落。」

中二升上中三那年的暑假，父母給他一張KPS影視咭，就在那短短的兩個月內，什麼電影都看，「那個暑假，我終日流連『金獅』，除了看港產片，像《審死官》之類，還看了大量的西片、日本片，只要錄影帶盒面的封面有趣，我便租回家看，好瘋狂！」說起往事，卓翔臉上露出淺淺的笑意。

從那時開始，他對電影這個媒介，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學校的圖書館借閱《電影雙周刊》。升上中三時，身邊的同學開始看電影，經常討論應該看什麼，當時正值陳果的《香港製造》公映，「看完這套電影後，我們感到很shocked，同學間開始互相討論。」

就在此時，他也經常收聽一個電台節目《蒙太奇》，主持人眾多，可謂臥虎藏龍，其中有一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舒琪──他日後的老師，他也曾談及《香港製造》。

「當時我有一本筆記，寫上導演、演員的中英文名，以及他們相關的資料，好像一本電影手冊。」看電影之前，他總會先看看影評，又會經常向同學介紹導演之前拍過什麼電影，於是同學開始對他改觀。

他的形象又重新建立起來，「這是一種推動力，讓我走近電影，經常留意電影資訊，整天往戲院跑，因為唯有電影，才能為我帶來成功感。」

卓翔強調：「電影，拯救了我！」

闖進未知的世界

及至高中，大家開始計劃將來，「在會考之前，我不斷思考出路的問題，當時已萌生讀電影的意念，最先想到香港浸會大學，但A-Level要考獲三個A，才能進入傳理學院，我的成績未必能夠讓我進入浸大。另外一個選擇，就是讀香港演藝學院。」

中五畢業後那個暑假，卓翔曾參加「突破」舉辦的暑期電影課程，亦因為如此，父親買了一部攝錄機送給他，為他帶來鼓勵和肯定。

讀中六時，他轉到公理書院，開始有空間拍攝短片，「當時做了領袖生，偶然亦有機會替學校拍宣傳短片。」

當年念預科，學生要讀「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老師准許他不做文字的讀書報告，「我當時拍了一段短片，回應《唐山大地震》，大約10分鐘。」他將書中一些人物抽出來做re-enactment，找了一位老師扮演作者錢鋼先生，還找了另一位老師粉墨登場，演出一角，買了一雙鞋給女兒那位，至於地理老師則負責講解地震的成因。

此外，他還做了一個Assignment，與中國文化有關，「我跑到志蓮淨苑拍攝四合院，以影像代替文字交功課。」中化科提供很好的契機，讓他可以開展拍攝的工作，慢慢學習。

完成預科後，卓翔報讀「演藝」電影學院的學位課程，還選了「攝影」作為專業。「本來已被演藝學院取錄，但高考放榜後，我仍欠一點點的分數，於是改讀文憑課程，由基礎讀起，課程比較綜合性，我也拍過一些短片，學到不少製作短片的知識。」一年後，他接上學位課程，最初仍拿不定主意，主要因為信心不足，幸好得到舒琪的鼓勵，才選讀「導演」。

談到電影，卓翔說起，念中學時看過的兩齣電影，導演都是彼得威爾（Peter Weir），對他影響甚深，其中一齣是《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電影很touching！我記得，看完電影後，我很有感觸，還哭了一大場，我很想遇上一位這樣的老師，亦很想被自己的老師肯定。」另一齣就是《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它對我很有啟發性，演員占基利（Jim Carrey），最後選擇跨過出口大門，進入真實世界，面對Uncertainty。電影給予我一種能量，讓我有勇氣，走進一個未知的世界。」

「我想，我也可以這樣，闖進電影圈，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事實上，當時的電影業，已開始走下坡，父母不看好電影這個行業，但他們很好，沒阻止卓翔。

「潛意識告訴我，我不是天才，我的步伐比較慢，反應也比較慢，我未必做到這個角色，但不代表我要離開，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我一邊讀書，一邊更加知道自己的不足。」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修讀導演系，過了精彩的三年。當時的老師都很好，例如張偉雄老師的一個課程，便帶給我好多好多……」這一年，對他影響至深的，就是日本三十至五十年代的黑白片，「導演之中，我最喜歡溝口健二，他為我展開了另一個世界……尤其是他背後的故事，更觸動了我，在他的電影中，我最喜歡《西鶴一代女》，女主角是田中絹代。」卓翔最初接觸法國新浪潮電影，最喜歡是阿倫雷奈的《廣島之戀》，後來才知道這群日本導演，對法國新浪潮也有影響。

此外，他也喜歡德國表現主義二、三十年代的黑白電影，「例如茂瑙，他的《最後一笑》（The Last Laugh）、《日出》（Sunrise）是經典名片，甚至如《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雖然是驚慄片，但在藝術性及技巧方面都非常超卓。」

「其實在讀書時期，看了很多不同時期、不同導演的作品，意大利導演方面，我比較喜歡費里尼，特別是《八部半》，雖然很多人說看不懂。現時優秀的電影不多，我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只選看舊片，已經不大看新的片子了。」卓翔說出心底話。

至於中國電影，少不免提及費穆的《小城之春》，他的反應一如所料，「我簡直驚為天人，女主角周玉紋在男主角章志忱的身後，捉住了他的手，這一幕帶来的震撼實在太强。」

傳遞生命的訊息

進入演藝學院，對他後來的創作，當然有直接影響。例如溝口健二，讓他知道拍電影與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溝口健二的電影有『救贖』的意味，他被情婦插了一刀之後，才發現自己一直不理解女性。其實女性在人生之中，要面對很多男性無法理解的困難與挑戰，所以他決定用電影創作去關注女性社群，為女性發聲。他的電影，對我啟發良多，拍電影不是無中生有，寫個故事出來，更不是為了自我滿足，或娛樂他人。」

「我開始想，我的生命又如何？我究竟有什麼可以為他人做？」對卓翔來說，拍電影要有意義，他想透過電影傳遞訊息，「影響我的電影，大部份都富有教育意味，教曉我一些東西，例如人生哲學，可以令我有力氣，可以繼續生存下去。我也很想拍一部電影，能令人尋回生存的力量，這樣已足夠。哪怕只是一個人！」他覺得他是如此被拯救的，也想藉着電影達到這個目標。

2007年，卓翔在「演藝」畢業後，當上副導演，主要做場記和選角，「兩年後我開始渴望創作，拍自己寫的東西，所以我停下來，抽空寫劇本，籌備拍攝短片。」2009年，他參加了第四屆的「鮮浪潮」比賽，創作一個小朋友的故事──《一封情書》。他畢業後的第一個作品，就是這一齣了。

卓翔一直對成長故事深感興趣，「我偏愛『成長』這個主題，也喜歡小朋友真實的表現。我不能寫一些我未曾經歷過的東西，我不是天馬行空、無中生有那類型的人，令我最難忘的，就是小學那段非常快樂的日子。升上中學後，我比較失落。」他在「演藝」時的創作，多來自念書時期的生活經驗。

創作與香港有關的故事，對卓翔來說，反而有難度。「我寫的，大多是非香港人的故事，可能與我在香港沒有親戚有關。我的親戚大部份都住在鄭州、深圳或印尼。在香港那些，大多是遠房親戚，平日甚少見面。我可以接觸得到的，大多是家人，或是同學。」

拍完《一封情書》後，卓翔覺得自己有點退步，「我不大滿意這套電影，開始憂慮自己在創作方面的發展方向。我開始反省，下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我好像與香港社會沒什麼關聯，自己是否對這個地方不夠關心。我寫的東西好像有點『離地』，我需要繼續進修嗎？」他不斷思考……

開始拍攝紀錄片

就在這時，卓翔開始閱讀導演的傳記，希望能得到一些啟發。「例如奇斯洛夫斯基、是枝裕和，另外就是奧地利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就是拍Funny Games、White Ribbon那一位。」透過導演傳記，他得悉原來很多導演是從拍攝紀錄片開始的，「我想，我是否可以跟他們一樣，從拍攝紀錄片開始。

同年，卓翔參加了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我們十多個來自華語地區的年輕導演，在三至四個星期內，分享彼此經驗，互相交流學習、激發創意，一起談劇本、寫劇本……最後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拍攝短片，然後在台北金馬影展播放，非常intensive。」院長是侯孝賢，從寫劇本，到看外景，到剪接……侯導演一直手把手帶領學員走過完整的創作過程。那年，他們製作了一齣短片《小真的男朋友》。

課程結束後，舉行歡送會，大夥兒一起去打邊爐，侯孝賢跑到餐廳外面抽煙，卓翔向他請教：「我發現我與自己的城市好像沒有關係，那怎麼辦？」侯導演回答說：「離開自己的城市，是好的。離開之後，重回自己的城市，可以用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認識自己的城市，就好像旅行一樣，長期保持着自己是個旅客的心態，那就可以了。」

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可以是「離開香港」，又可以是「離開劇情片」。

那時候的卓翔，已取得CNEX的資助，開拍紀錄片《乾旦路》。「侯孝賢確定了我的想法，我可以先拍紀錄片，跳出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後再重新回到劇情片的創作，可能會有更大的成長。」

電影其實包括紀錄片和劇情片，可以並行不悖，例如導演荷索（Herzog）已經不再稱他的紀實作品是紀錄片，而是電影。「我以後仍然可以拍我的劇情片，作為導演，不必受到紀錄片或劇情片的掣肘，不用選擇其中之一，可以隨心所欲，想拍什麼便拍什麼。」卓翔終於想通了。

要為邊緣人發聲

繼《乾旦路》之後，在2015年，卓翔完成《一個武生》，它和《乾旦路》相近，同樣圍繞「邊緣人」這個主題。無論是粵劇中的乾旦，還是崑曲中的武生，都是邊緣人，而《一個武生》中的楊陽，更是連演出機會都渺茫的邊緣人中的邊緣人。試想想，在崑曲經典中，哪兒有武生的位置呢？大抵只有《林冲夜奔》。

「《戲棚》也一樣，無論是搭棚師傅、舞台監督，還是衣箱，他們都很喜歡戲曲，也許因為各種個人因素而做不成演員，但只要能轉換心態，並確立自己的角色，仍然可以留在這裏，為自己喜歡的東西服務。」提到新作，卓翔侃侃而談。

為什麼會拍《戲棚》，背後也有一個故事，且聽卓翔道來。

茹國烈當時在西九工作，看了卓翔兩齣紀錄片。有一次，他們相約吃飯，閑聊之際，茹國烈問他：「如果再有機會拍攝有關粵劇的紀錄片，你會不會拍？」他回答說：「我對『戲棚』很感興趣，想拍有關戲棚的作品。」結果一說即合，當時是2016年。

聊到《戲棚》的配樂，「由小學開始，我已很喜歡古典音樂，基灣小學很重視音樂教育，學校設有管弦樂團。每個同學都要學樂器，我先後學了三種樂器，包括小提琴、鋼琴和雙簧管，我最喜歡雙簧管。」那時候，他每天都聽古典音樂，長期浸淫在古典音樂的世界，「音樂老師經常叫我們閉起眼睛，運用想像力，靜靜聆聽古典音樂，看看音樂帶我們去了那裏。從那時開始，我對音樂建立了敏感度，我的耳朵最靈敏，因為當時留在學校的時間最多……」卓翔淊淊不絕地說下去。

「曾經有一陣子，我瘋狂地聽Sound track，我收藏了很多電影配樂的唱片，有時未看電影，便先聽原聲帶。」他很喜歡研究電影選什麼音樂，例如大島渚的《戰場上的快樂聖誕》（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便由坂本龍一配樂，一個很簡約的現代音樂。「有時候音樂可以超越語言，音樂可以將感情、個人的看法與別人分享。語言表達不了的，音樂可以，所以我會花心思，思考該用什麼音樂去配合我的電影。」就因為這樣，無論是拍攝紀錄片或劇情片，他都很重視配樂。

在「演藝」時，有機會與音樂系的同學合作，他找到一位好夥伴，一起討論研究。「我們會先談樂器，討論用什麼樂器，不是用什麼melody，這與我的訓練有關，因為不同的樂器，有不同的性格，亦可以表達不同的感情。例如《戲棚》，我用大提琴獨奏，戲中的很多個體，每人在其專業中非常專心，也可以說很孤寂，有一點點哀愁的感覺……戲中的老演員陳金石，人稱石哥，今年已80歲，我剪輯他那一段戲，詳細地展現他化妝的過程……他令我想起Limelight中的Buster Keaton。Keaton天生一副哀愁苦臉，在他的電影中，經常努力地排遣哀愁……」原來卓翔比較喜歡Buster Keaton，不太喜歡Chaplin。

老演員陳金石，人稱石哥，今年已80歲，我剪輯他那一段戲，詳細地展現他化妝的過程。

幾個月前，卓翔已邀請小思和張敏慧老師來看《戲棚》的試映。看完後，小思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我以後不敢隨便說『辛苦』，以前太輕易講這句話。看完這套戲後，我才明白演員或戲棚工作者有多辛苦。現在才真正理解什麼叫做『辛苦』，為什麼戲棚所有人都會說『辛苦、辛苦』，原來他們真的很辛苦！」粵劇之路從來不易走，但不少人卻堅定地走了數十年。例如在片中一再出場的「輝哥」（名伶阮兆輝），他正是個中表表者。

拍攝《戲棚》，其實也絕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