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有言：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乃傳統推崇人生最具生命意義的貢獻標準。古人能達此境界者，前有孔子，後有王陽明。
王陽明， 即王守仁，生於明憲宗成化至世宗嘉靖年間，以科舉出仕任官。因得罪權貴被貶貴州龍場驛，在陽明洞悟道，自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或王陽明。其任官功續，包括招降今福建、廣東、江西交界大規模民變，又討平寧王宸濠之亂，以軍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其後因廣東廣西少數民族起事，朝廷委以總督兩廣軍務，剿平叛亂。陽明病逝於退任返鄉途中，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的偉大，不止於其功業與品格，更在其傳承與焦點突破儒家心性之學。
儒家思想，奠基於孔、孟仁義之說，主要內容就是肯定主體，成就道德人格的學問。孔子推崇仁，強調君子的仁德；孟子主張性善，人皆有四端之心，重義利之辨。
至秦皇漢武，儒學成了政治工具，始皇焚書坑儒，而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儒學，或陽儒陰法，或儒學讖緯化；或成了致仕之途，察舉孝廉，經學博士。漢唐儒學，皆重經學集注模式傳承，於儒學心性本體的探究，少有觸及。
唐代學術，開啟儒釋道三教講論之風，三教漸有融和合流之勢，影響宋代理學初興，如周敦頤、張載諸先行者，皆重宇宙本體的探討。而宋代理學，既棄經學傳注，又多用《大學》、《孟子》、《中庸》、《易傳》，重返孔孟心性之學，重修養功夫的探索，其中二程、朱子，格物窮理致知之學尤其彰顯。南宋陸九淵，與朱熹同時，朱熹邀其為諸生講學，雙方並以詩文對和，因突出心性觀念，格致之學的不同，世稱鵝湖之辯。
「心外無物」、「心外無理」
程朱重心性修養功夫，主張窮理格物而致知。陸九淵主張「先立乎其大者」，一脈相承，至明代陽明直指「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提出「心即理」、「致良知」，鼓吹「知行合一」，程朱陸王皆在促使儒學重返先秦孔孟心性之學的探討，而陸王尤其直指心性本質的肯定。
陽明心學，歸宗孟子，如四端之心，見孺子將墮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道德主體的既有肯定。陽明良知之說，見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陽明學特重孟子四端說「是非之心」，是非的判斷，就是道德的根源。
陽明對弟子言：「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心即理，要自信這良知良能如孟子所言浩然之氣，吾自有之。這份自信心是內心強大的力量。如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內心的自信是擁有強大力量的根源。
陽明心學是中國文化自信與傳承的蕴積，卻因王門弟子各立門派而紛紛擾擾，也因其對主體的充分自信與直接肯定，於清初被評為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有清一代，體制推崇程朱理學，學術發展考據訓詁大盛，陸王心學隱潛不彰。
陽明心學成後世的膜拜
晚清以還，西力東漸，陽明心學，修練之精純，功業之輝煌，成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的膜拜。推動晚清自強與維新的曾國藩、梁啟超，清末革命的孫中山，民國的蔣介石，共產黨的毛澤東，皆拜讀陽明心學。日本幕末，推動倒幕至明治維新的福澤諭吉、伊滕博文、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至近世的三島由紀夫、稻盛和夫，皆拜服陽明心學。有說西鄉隆盛隨身印章刻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要注意的是「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武將、獨夫、從政者、文學家、經營者各有善惡，各是善惡的合體。以上人物舉引，不是提倡要法之效之。
陽明生平，幼小聰慧而有志向，經歷科舉舊學、程朱理學、佛道之學，至困厄龍場而啟悟發明本體，直指心性之學。再而應用於處世與戰陣，因其成就而獲得客觀的肯定，這是道德自信、文化自信，儒學蘊積自孔孟以來的探索與突破。心學的金句，如心靈雞湯，看似簡易，望文生義，即可心領神會。其實中國哲學思想，不着意於概念的精確或直接定義，思想家慣常通過具體的應用以顯現思想意義，即使嘗試下定義，也會前言不同後語，這在《論語》孔子的不同學生問仁，充分體現。
陽明心學，近年再成顯學。其中文字，如禪修禪語，機鋒處處，表面簡單易為，能否有成，還是要看立志與躬行實踐的修煉。
最後，以陽明晚年心學四句教作結：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