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殺三士」是中國古代一則歷史故事，最早記載於《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十四》。根據內容所述，春秋時代齊景公帳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和古冶子，他們戰功彪炳，因此恃功而驕。為避免將來做成禍患，晏子建議齊景公早日把問題解決。
晏子設了一個局，讓齊景公把三位勇士請來，要賞賜他們兩顆珍貴的桃子。由於三人無法平分兩顆桃子，晏子提出一個協調辦法：三人比功勞，功勞大的就可以取一顆桃。公孫接與田開疆都先報出他們的功績，分別拿了一顆桃子。這時，古冶子認為自己功勞更大，氣得拔劍指責二人。公孫接和田開疆聽到古冶子說出自己的功勞時，也自愧不如，羞慚之餘，把桃子讓出並自盡。事情發展到這樣，古冶子覺得先前羞辱別人，吹捧自己，令別人犧牲，為這種行為感到羞愧，因而也拔劍自刎。就這樣，只靠着兩顆桃子，兵不血刃地就去除了三個威脅。
很顯然，晏子的作為，會被視為權謀中的極致──只用很小的「成本」，就能把事情做出很理想的「效果」。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那就很成疑問了。「二桃殺三士」這個故事一直流傳，到了漢代有一首樂府詩《梁父吟》就專詠其事：「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這首詩，前面幾句寫出墓地的蒼涼，接着對其中二人的能力有具體的描述。要注意的是詩歌用「讒言」來形容晏子的計謀。「讒言」本不是什麼好的東西，何況用來殺害對齊國有功勳的武將？所以最後兩句，你固然可以看作「誰人能想出這樣的計謀？是齊相國晏子啊」這樣的平鋪直敍，但當中傳達了對晏相國刻毒寡恩的譏刺和感嘆，也是不能抹煞的。
抗衡權術的計謀
這是民間一些道德意念，用詩歌的語言來抗衡一些權術的計謀了。齊國三士，你說他愚昧好，還是說他憨直好，最少他們都講究仁義，而且也都有良知，在是非面前知道自己的過失，而願意自我犧牲。
其實不用等到漢代，春秋戰國時代對晏嬰這類權術家，儒家的孔孟就提出過批評。《孟子．公孫丑上》載：「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間接舉例說，你問曾西（曾參的兒子），要他和子路比較，哪個較為賢能？又或者要他和管仲比較，哪個較為賢能？這當然是不用比較了。可是晏子管仲所推行的只是霸政，幾百年後其結果是「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實施權謀，正好比取悅君主喜歡稱霸的特性，肆意逢迎，最終都苦了老百姓。
至於孔子，雖然對管仲頗為讚賞，曾經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可是他在另一場合卻指「管仲之器小哉！」（《論語．八佾》）即是說管仲的器局真是太小啊！「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宮殿門前有屏風，他家門前也有屏風；國宴有酒臺，他家也有酒臺），用這些僭越的例子說明「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晏子與孔子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堅決反對孔子的主張。當齊景公想用孔子，並且要封土地給他，就是被晏子阻攔而沒有實行。這基本是兩種政治哲學不同的爭論。孔子的論仁和孟子的仁政思想，和管晏之重實效而不擇手段根本是不同的。孔孟都羨慕管仲晏子獲得的機會，但痛恨他們開創的治術歪路，所以是恥於與之相提並論的。
但隨着專制政治的發展，孔孟的道術是日以遠乎。漢樂府尚且對齊國三位勇士被謀害賦予同情，但過不了多少時日，這種猶存乎仁厚的想念已漸被遺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亮躬耕隴畒，好為《梁父吟》」。一說《梁父吟》為諸葛亮所作，但根據史書所寫的「好為」，應該是喜愛而日夕吟誦而已。諸葛亮為何喜愛《梁父吟》？按他的生平志事，應該是仰慕晏嬰的謀略多於對齊國三名勇士的被害而感同情吧。往後日子，加上小說的渲染，諸葛亮的謀略近乎神蹟，被後世歌誦過千年，也都是這種成王敗寇功利思想作祟。
「二桃殺三士」，是同情三士的遭遇，仗義執言；還是欣賞謀害三士的權術，本小利大，所彰顯的文化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