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社會愈來愈多地以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指數）來代替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社會發展成效的指標，進而衍生出很多新的參照體系和價值元素。較之GDP的單一性和平面化，GNH更能反映國民的生存狀況，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不過，相對物質生產的可測量性，「幸福」的量化則非易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人的幸福感本是难以界定、測度和比較的。作為一種極具個體性的主觀感受，它所牽涉的不只年齡、性別、信仰、教育程度等個人因素，還滲透着民族性格、文化傳統的深層影響。
按佛家之論，人生即苦海，眾生唯有通過不懈地修行，方能達至幸福的彼岸（涅槃）。而中國文化更關注現世的幸福與人生的圓滿，「三星高照」、「五福臨門」，是尋常百姓最常見的祈願。「三星」即福、祿、壽；「五福」最早的表述見於《尚書》：「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即長壽、富貴、健康、美德、壽終。
福非必然 幸須有道
不過，人生在世，難得圓滿，中國人將「福」視作上天的賜予，並非人人得以盡享，其中便有「幸」與「不幸」之別。其實，「幸福」一詞本是現代語彙，古人講「幸」與「福」是分而言之的。所謂「幸」，有「非分而得」之義，即帶有僥幸的成分。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說白了，人理當行端品直，方能存於天地之間；可是偏偏有人不循正道，卻希求免於災禍、安然無恙，果如此，只能歸之為幸運，即偶然而已，非己之力。若顏回這般好學上進，德行出眾，卻短命而亡，令賢者扼腕，孔子亦只能悲其「不幸」，嘆道：「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論語．子罕》）
由此可見，以生存狀況而言，人之「幸」與「不幸」，實無當然之理。孟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這裏所謂「求」，並非向外索求，而是要反身內求自己行之有道。孔子重病之際，弟子要代為祈禱上蒼，孔子不以為然，他自信平生所為皆合天道，日常的一言一行無不透顯對天地的敬意，如此便是生命最莊嚴的祈禱。即使身處險境，亦能泰然自若。正所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反之，人若「獲罪於天」，無論如何禱告都是無用的。
當然，「祈福」作為一種美好心願的表達，未嘗不可。只是「幸福」不能按圖索驥，若依賴外在的評估體系來對號入座，「幸福」将讓人捉摸不定，無所適從。按世俗標準衡量，貧困早喪的顏回的確是大不幸者，一生身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但他卻能自得其樂。相比很多錦衣玉食卻惶惶終日之人，顏回的快樂無可比擬。這種快樂是生命的自在與精神的安頓，是心靈突破了一切外在設限而獲得的絕對自由，故宋明理學家將「孔顏樂處」視作人生的終極幸福所在。
常言道：幸福就像花兒一樣。它並不在彼岸綻放，而必由自家心田開出。正如孟子所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生命之所以能感到愉悅，是因為我們有一顆蘊含着美好德性的心靈。在成長的路上，只有不斷地豐富它、滋養它，我們的生命才能與天地相契，而獲得源源不絕的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