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百周年，新儒家第二代領軍人物余英時在去年，即是89歲時，出版《余英時回憶錄》上冊，由1930年出生講述到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留學的經歷。作者特意指出回憶錄不同於自傳，因自傳以自我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核心，而回憶錄則可記述個人所經歷的世變，換言之多點觸及時代、社會、尤其是他最關注的學術、思想、文化的領域。這正是作者的原意（《余英時回憶錄》，2018年台灣允晨出版社）。
五四運動的性質
在作者青少年年代，距五四運動只有20年，自然受其餘緒影響，回憶錄第一章即有專節講述五四性質。際此五四百年的日子，可看看一代學人如何評價五四。
作者指出自己對五四理解不斷在修正，在改變。一般人認同五四既是一場愛國主義運動，也是新文化（文學、思想）運動，而作者較多在後一方面着墨。他認為在1919年發生的學生抗爭運動，建基於之前二，三年間胡適、陳獨秀諸君推動的文學革命，由《新青年》、《新潮》不斷攻擊舊禮教、傳播新思想這個基礎之上。作者因而慨嘆，「今天頗有人強調這一天的學生運動而將五四界定為愛國運動，這未免有故意挖空五四的精神內容的嫌疑。中國知識人針對外國強權侵略而爆發的愛國運動組始於晚清，何須等到1919？」
然而作者對胡適把新文化運動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則由起初的認同到最後的否定。在逐步探索過程中，作者發覺「五四作為一個知識或文化革新運動發生在中國現代史的特殊轉折點上，其精神源頭在西方。而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則為西方文化史的內在發展，其精神源頭來自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復興。」新文化運動核心在接受西方現代的若干中心觀念與價值，使之和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溝通，最後引發中國的全面現代化。而這個西方中心觀念與價值，則以陳獨秀所提的「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最具代表性，並將此兩價值「正式入籍中國」（清末是稱為西政，西學的）。
作者鄭重於總括時指出五四「尚未完成」，因為以上兩者在中國大地仍未普遍地安家立業。「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分建立。至於「民主」，則是「尊」而不「親」。故此，從「未完成」的角度看，五四作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除具歷史意義外，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
中西文化的融合
筆者閱讀余氏回憶錄時，剛好參與了香港學界舉辦五四百年紀念的系列講座。在早前舉行的文聯會學術研討會上，聽了樹仁歷史系區志堅博士及原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有關五四反思的演講。區博特別提出五四期間除提出「德」、「賽」二先生，還有人提倡「穆姑娘」（Morality，道德或德性），主要是留學哈佛的學者梅光迪、吳宓等所創辦的《學衡》雜誌。他們追隨美國文學批評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人文主義學說。此點余氏回憶錄亦有述及，他指出白氏學說重點是要把孔子「身教」精神修養和希臘以來西方的民主與法治結合起來，當時頗受學者推崇，甚至白話文健將如林語堂、梁實秋等也為之折服。也因此「學衡」諸君雖反對白話文及「全盤西化」、推崇孔子，但卻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但正如區博所說，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救國」，為積弱的國家尋找政治出路，連「德、賽」二先生也來不及照顧，何況是「穆姑娘」！丁博在演講中也點出一個有趣事實，五四文化健將魯迅1927年來港，發表了著名的「無聲的中國」演詞，鼓勵青年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即用白話文，不用要文言文），「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940年紀念他60冥誕，1948年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的活動場地，竟然是當年香港孔教的重要建築：孔聖堂大禮堂。大家有何感想？
五四百年，可反思的尚有很多，而余氏回憶錄除此章節，還有很多讀者會感興趣的內容，例如五十年代美國支持的反共「第三勢力」刊物、當年新亞書院眾新儒家學者的學風與個人風采，哈佛歲月的中外師友等，筆者還期待着下冊的出版。最後，可以一提的是余氏一生反共，49年後只曾在1978年返大陸考察過一次，六四後又照顧過不少學運人士。然而「回憶錄」緣自廣州李懷寧的專訪，他引的古書新書有不少也是內地出版的，包括1998年上海出版社的余氏作品「現代儒學論」。
從文化交流角度看，反共是堅定的立場，然而與內地學者、文化界、出版界的溝通應沒有中斷。未知余氏有生之年，會否再一次重遊北京以及他家鄉安徽潛山呢？直觀認識，再行思考，會否可以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