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的百周年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討論當中，不少學者常糾纏在「復興」與「啟蒙」的屬性上，五四究竟是中國版的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但筆者認為，五四的當今意義，應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探討，它實是中國整體現代化的一部分，是這個漫長歷程中的一大步、一大站。五四標榜的「科學與民主」，便正正是現代化的首要條件。
中國現代史的開始，中外學者皆有共識，以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為起點，此乃中國歷史與世界史之接軌處、中國現代化的起錨點，而在這歷程當中，筆者認為有如下15個大站：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自強/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中共建黨、抗日戰爭、解放/國府遷台、兩岸土改、台灣黨外運動、台港晉身亞洲四小龍、國內四個現代化、台灣總統直選。
五四運動是上述15個大站中第七、亦剛好是中途站，有承前啟後的意義。之前的洋務運動，主要着重興辦國防軍工業，而民營工業（亦主要是輕工業），便要等到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才算是有點成績。只可惜，因隨後60年持續的戰亂與人禍，遲至1980年代，中國仍須要搞「四個現代化」！言則現代化者，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承認比人家落後、要急起直追。現代化不單只是物質「文明」的革新，更應包括「文化」的提升。
不少國人常將文明和文化混淆使用，文明是物質的，如衣食住行的各種工具和載體，是可以更改、與時並進、移植、量化、和作客觀的中外比較，但文化是非物質（精神）的，不可作客觀比較，只可作主觀對比。古代的中原文明，通常比邊族的高是事實，但兩者的文化，只有彼此間的差異，不應用高下之分去闡述。而外國與中國之間的比較亦一樣，只有文明的先後，並沒有文化的高低。五四時期提出的「全盤西化」，其實是指文明載體的落後而要現代化而已，不是文化的西化。文化是一個地域、民族的特性，「文化的西化」便有嚴重語病，西化後便變成洋文化，再不是華文化了。
五四運動的緣起
辛亥至五四之間的8年，乃共和國嬰兒期多事之秋，有袁世凱竊國、孫中山討袁失敗再次流亡海外、日本借一戰藉口出兵佔領山東、袁稱帝、張勳復辟、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而在五四前只兩年的1917，便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到了五四前夕，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亦稱第三國際），號召全球發動共產革命，隨即派吳廷康（Voitinsky，1893-1956，原名 Zarkhin，共產國際遠東局高層）到中國，兩年後中國共產黨便成立。
五四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反日學運，是一群愛國大學生（3000名來自13所院校），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和附近遊行示威，抗議中央/北洋政府容忍/縱容日本對華的侵略性舉動，特別是「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一戰後巴黎凡爾賽和會中對華的不合理對待，日本企圖奪取戰敗國德國在華的利益），由此引發起一連串全國性的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得到廣泛群眾的注意和支持。約兩個月後、即同年的7月間，學運基本上已完結，學生們準備9月間回校復課，此乃狹義的「五四學運」。
其實，在學運前4年的1915，一個更具長遠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已展開，由一群受過外國教育的知識菁英（筆者認為「知識菁英」是遠比「知識分子」較為合適名詞）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他們曾遊學日本、德、法、美等國），是一個「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文化/文學革命運動。同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主編《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且用法文為外文名），發表文章提倡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批判傳統中國文化，並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
而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主張以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歐洲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取代儒家學說、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這兩個主義的先驅，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胡適、蔣夢麟等人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國哲/數學家、後獲諾貝爾文學獎），不約而同地應邀到中國訪問（1919至1921年間）並親睹五四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巡迴講學，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科學者，除了標榜要在數、理、化、生、醫、工等各學科的研習外，更表明要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去思考和處理所有包括人文學科的問題。在兩個運動的發起人當中，不少是有師生關係的，如蔡元培便是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陳獨秀和胡適皆北大教授，學運旗手傅斯年和羅家倫皆北大學生、胡適的親密戰友。
一般說法，認為五四運動到了北伐（1926至1928年，國民黨軍隊打敗北洋軍閥）便完結，亦有一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後，便已分裂成左右兩派的各自表述、其後五四更被中共徵用和整容。然而不少人包括筆者，認為五四運動仍在延續中，它的火仍在發光發熱。五四精神緣自歐洲的復興與啟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讓我先作一扼要的簡介。
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歐洲現代史、現代化的起步點，學者多贊成以1500年為界，老天爺！人家早了340年！要追當然要花很大氣力，時至今日的中台港澳，台港澳可以說是追上了、或非常接近，然而中國雖已崛起，但仍有一段距離，它的2017年人均GDP，仍只是香港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如前總理溫家寶所言：「中國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長期艱苦奮鬥。到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將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2003年12月10日溫氏在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
何解現代史的發展，歐洲與中國有這麼大的差距？這是屬於「李約瑟命題」的範疇，難以在此短文中詳論，但概括而言，歐洲與中國有三大區別：其一是競爭，自西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回復多國狀態，多國競爭便有較多的進步機會；其二是歐洲有教權，羅馬教廷和轄下的各地方教堂皆有實際權力，除了教化和教育信眾外（上至君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的生死、婚姻、和繼承安排，教廷均有認證權，它且有尚方寶劍──逐出教會（連君王也可被逐）──教權與王權遂有微妙的互補和制衡關係，並常作拉鋸戰，但中國的宗教組織，便從未成為實際權力中心；其三是中古歐洲主要行封建制，而中國老早在春秋時期已放棄，當時各諸候國相繼改行中央集權/郡縣制，秦大一統後推行全國，之後延續兩千多年至今。中央集權方便王權統治，但民間的自由發揮空間便較窄。
歐洲1500年間的「航海大探索」和「宗教革命」（分別在1490和1510年代發生），是劃時代的大變遷，讓歐人在現代化的起跑線上，搶先邁開了一大步。其實，比此兩項變革更大的變革，是之前為期500年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1000-1500），和稍後250年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1600-1850）。
文藝復興，一般字典的定義將它推遲至1300年才開始，其實那只是整個文藝復興的後期，亦稱「意大利文藝復興」（High Renaissance），其主要是在藝術方面，是所謂美術三傑（達文西、米蓋朗基羅、拉斐爾）的全盛期。而整體的復興，實早在1000年已開始（有說更早），是一個歐洲人的索古運動。索古者，即是對古希臘和羅馬學問的探索、發掘、翻譯（成拉丁文）、研究、再加以發揮，有溫故知新的含意，並非純粹的復古。探索有兩個泉源：其一是拜占庭帝國（即是操希臘語、信奉基督教/東正教的前羅馬帝國東半部），特別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其二是回教地區，如中東、西亞、北非、和歐洲本土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和西西里島（Sicily）等。
本系列文章之二：歐洲與中國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