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訴是現代社會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事無巨細，亦無關公理，遇到問題動輒投訴，是現代人的通病。隨着城市化的高速進程，投訴已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一些人的行為習慣，乃至一種生活態度，氾濫成災。原本用於維護公義的溝通機制，已漸漸淪為個人發洩情緒、爭取一己私利的工具。
誠然，尋求合理與公道是人類理性文明的表徵。正因於此，我們才有倫理秩序、才有法律制度，才有大同理想。或以為，中國傳統只講包容，一味忍耐，其實我們亦有「不平則鳴」之說，自古以來不乏諫官、諍友，不僅有直諫、諷諫、力諫，更有死諫。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諫臣比干就因強諫商紂王而慘遭剖心；春秋衛國名臣史魚因屢諫衛靈公無果，寧可死而不葬，此之謂「生以身諫，死以屍諫」。
投訴帶有個人情緒
雖說同樣是表達意見，但諫並不等於投訴。作為西方文化的舶來品，投訴代表的是對個人權益的維護，指責對方之種種不是。這一語詞本身隱含着抱怨、訴苦、叫屈之意，因此，這種表達方式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情緒。而傳統文化所提倡的諫，本義為正，有批評、規勸，促人改正之意。出發點是為他人，其指導原則是「義」，即「行事之宜」（朱熹《四書集註》），更明確的說法：「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淮南子》）。簡言之，「義」就是同於人心，符合大眾，無所偏私的行為準則。是否合乎公義是「諫」最根本的考量，故「諫士」亦稱「義士」。位列《史記》人物列傳之首的伯夷、叔齊，曾力阻武王伐紂，反對「以暴易暴」，斥責武王未及葬父，便動干戈，且以臣弒君，有違仁孝。二人不惜以血肉之軀阻擋武王的浩蕩大軍，冒死力諫。此舉無疑是螳臂當車，但二人心中執守的價值信念恰是倫理社會所公認的道義準則，而非出於個人恩怨。唯其如此，方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坦然無畏與浩然氣概。故姜太公慨然稱之「義士」，懇請武王免其死罪。雖然如此，二人從此恥食周黍，最終餓死於首陽山。
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伯夷叔齊的逆勢而行固然有些拘泥不化；後人視之，不免譏其不識時務，但其人格、其精神卻閃耀着理想主義的光芒。正如孔子所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更為重要的是，求仁得仁，無所怨懟的精神彰顯了儒家傳統所崇尚的人文理念。面對人生的種種困苦、缺憾、不圓滿，君子不僅有固守的信念，雖死無憾；更有不怨天尤人的境界，即使憤而離去，亦不失優雅與高貴。這正是中國文化所崇尚的溫柔敦厚，惜今已失之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