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雲：多發3,000元無助改善弱勢學童狀況

作為國際大都市，風光的表面下，其實藏有大量弱勢社群，坊間對於這些社群有不少著稱，如「窮忙族」、「月光族」等等。而隨着社會向上流動性愈來愈低，弱勢社群有感「一日弱勢，一世弱勢」。有見於此，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上月在九龍塘生產力促進局舉行了一場研討會，請來四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嘉賓，以「如何為弱勢社群的學生拓展未來」為題，討論社會各界能夠如何協助弱勢社群的學生。

首位講者是蔡元雲醫生（下稱蔡醫），他創辦突破機構，擔任總幹事至今，多年來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多個不同青少年政策及服務委員會成員。上台後，蔡醫直言不諱：「你們無法想像香港有那麼多弱勢家庭！以往香港的環境雖然比現在差，但那時候並沒有問題，因為大家都是弱勢，即使沒有高學歷、技能，也可以生存，也可以有所發展。但現在不同了，社會變了，強弱十分懸殊。我做了40多年青少年工作，一直都在前線幫助青少年，後來政府給我機會，讓我可以從政策着手，幫助弱勢的青少年。我發現問題重重，正好藉着今天的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蔡醫認為家庭問題是造成弱勢學生的主要原因，「以往有115萬人屬於經濟弱勢，現在經過幾年的努力，由115萬減至97萬。雖然這97萬人有不同的問題，但各種問題最後還是歸咎於家庭問題，我常常說：「If you give me a good family, I give you a good kid，一些家庭問題，如單親、父母離異、家暴，令很多學生由本來不是弱勢，也變成弱勢。」

蔡醫憶述當年在扶貧委員會，與各政黨議員、高官商議如何改善弱勢社群時，一眾議員提倡以派錢解決問題，他憤怒道：「那時候，香港有大約12萬青少年，既不工作，又不讀書，即社會稱的『雙失』，我稱之為『雙待』。當時成立了一個小組，希望解決這問題。那時候，經政府計算後，我們知道每個家庭約欠3,000元便能脫貧，而各個政黨差不多同一時間提出以多發3,000元給這些家庭來解決問題。這令我十分憤怒！政府當然可以派錢，但派了之後，這3,000元只會去了澳門（眾笑），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現在是家裏成年人的教養出了問題，多發3,000元，根本無法幫助孩子。其實現在任何政策，都需要有數據作支持，都要有證據，如果任何問題都可以用錢解決，那就不會出問題，香港從來都不是錢的問題。」

蔡醫指政府邀請了專家做研究，制訂政策幫助弱勢學童。「參考專家的意見，我們最後決定採用一個方案，就是政府撥出3億元，成立一個基金，幫助弱勢學童。但同時，每個弱勢家庭亦要每月儲蓄，每月儲200元，這個政策一推出，惹來極大爭議，不少人說：「弱勢家庭生活拮据，怎麼還要他們儲蓄200元？ 」但我認為，一個家庭，每月為孩子儲蓄200元，根本不困難，只要少抽煙就可以了。最後，8,000個家庭每月成功為孩子儲蓄200元，並養成了儲蓄習慣。同時，商界也撥款支持，成立了兒童配對發展基金（CDMF），作為一點鼓勵。 我們直接跟家長說，這些錢不能隨便拿出來，這個戶口是為孩子而設的，為孩子的將來作準備的。當然，我們也會按照各個家庭的需要，為他們定立個人目標，始終每個孩子的需要、性格也不一，而且有不同的障礙，如讀寫障礙、心理障礙，故此不能以「一刀切」、劃一的形式去執行。再者，香港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劃一化，就是每個人都朝投行目標進發，每個人都要讀大學，但現實是只有20%的學生能進大學，那80%就成了弱勢嗎？那根本不可能！」蔡醫憤慨道。

蔡醫多番強調，香港弱勢學童的問題並不能單靠金錢解決。「同事在實行政策前，我都會要求他們在政策推出後，作評估和量度。例如，假如有人提出要跨代脫貧，那我會要求對方提供數據，不能空口說白話。 若要跨代脫貧，那請你追蹤這些人，追蹤他們三年、五年、七年，看看達不達到目標。結果，我們從追蹤某些家庭發現，雖然還未能完全脫貧，但至少，他們有動力為自己、為孩子努力，這要歸功於師友計劃（mentorship programme）。其實每個孩子，最少要有一個模範去啟發他、擴闊他的眼光，更需要一個模範去信任他佢、鼓勵他。於是，我們安排了師友給這些孩童，全是以一對一的形式，希望藉此幫助孩童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最初政府說難以找人擔任，但最後，我們將近訓練了1萬個師友，絕大部分在完成了師友計劃後，決定繼續留任去幫助更多孩童。大多師友看見孩童不斷進步、成長，覺得很感動，有些更表示，無法想像某些孩童，從來沒有踏足過中環，沒有看過一套電影，有些師友在帶孩童參觀中文大學後，孩童自此定立了目標，為進中文大學而努力，這令師友很感動，覺得很有意義。」

目前為止，蔡醫與他的團隊都仍在研究，到底師友計劃還可以做些甚麼。「這個計劃一定會繼續實行，政府也答應了增加撥款，希望可以培訓更多師友。的確，這個計劃耗費不少，但所有有素質的東西都是昂貴的，昂貴之處在於你要提供時間、心機、精神和愛，而只有這些時間、心機、精神和愛才可以改善弱勢學童的問題，幫助他們脫離弱勢。」

其次，蔡醫亦從社會結構去剖析弱勢學童的問題。「政府當初委任我到另一委員會，名為青年、教育、培訓、就業委員會。以往並沒有『青年』二字，但自2014後，政府特別關心香港的年輕人（眾笑）。在這個委員會裏，我發現香港出現嚴重的結構問題，香港過於着重金融、地產、物流業和旅遊業。我從事青年工作那麼多年，發現很多青少年根本不適合從事這些行業，香港政府需要開發更多新產業，例如西九發展計劃就是一個好例子，這可以創造大量文化產業。我們的青少年極具創意，縱使他們未必在學術上有好成績，但他們很多都具有藝術天分、音樂才能，例如，我們今年選了一些得獎的年輕人，他們有些極具體育天分，其實體育也是一項事業，並不只是代表香港出賽、拿獎牌。就以黃金寶為例，他中三便被學校放棄了，但現在他卻是香港之光、香港之寶。 再拿外國作參考例子，你看看韓國，他們現在的創意產業多麼蓬勃？再看看新加坡，他們有很多研究、科技發展。但香港呢？香港還是十分落後！年輕人的路向亦過於狹窄，那你叫年輕人如何發展？如何拓展未來呢？故此，香港社會結構性出現問題，這是有待解決的。」 台下的觀眾，有些是為人父母，亦有不少年輕人，而他們都不斷點頭表示同意，似乎香港出路過於狹窄已是不爭的事實。

解決結構性問題，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醫最初只被委派到民政局處理弱勢學童的問題，然而他認為弱勢學童問題，並不能依靠一、兩個局去解決。「當時我約見董生，商討解決方案，政府希望委派我到民政局，但我跟董生說：『跟弱勢學童、青少年有關的，最少也涵蓋七個局。』所以如果真要解決問題，那至少亦要給我七個局的權限，這樣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董生立即說：『那你去保安局吧。』因為不少青少年也吸毒、濫藥。其實任何一家機構、一間學校，單是自己處理好自己的問題，那是不足夠的。若要解決問題，仍有賴各個政府部門、工商界、民間團體一起合作，這樣才可以改善弱勢學童、青少年問題。」

蔡醫最高興的是看見職業訓練局（VTC）全方面向弱勢傾斜，幫助弱勢社群。「我跟 VTC 合作了數年，VTC 現在辦得十分成功，成功在於她有很多專業的工商委員會，由工商界領頭的好處是他們熟悉市場需要，知道青少年應往哪個方向走。其實近年很多言論指，香港的年輕人沒有將來，這是錯誤的。香港的地理位置好，既可連結中國，亦可面向世界，根本就是海闊天空，怎會沒有未來？話說回來，我在 VTC 接近十年，VTC 曾經一度定位錯誤，當時 VTC 希望升格，成為第九家大學。當時我說：『第九家大學也只是幫助到第20、21、22%的年輕人，那餘下70多百分比的呢？VTC 一定要往弱勢傾斜！』後來 VTC 重新定位，無界線、不分年齡、不管學業成績，只要想進修、讀書，便可以到 VTC。」

蔡醫最後提出以「地區問題，地區解決」來解決弱勢學童、青少年問題。「為什麼天水圍那麼多問題？皆因天水圍區內欠缺配套、設施，該區的老人、年輕人要生活的，而不是只是住在那裏！結果，我選了十八區的其中一區做實驗，那就是東涌。東涌本來極大機會成為另一個天水圍，但現在政府決定大力發展，東涌將會是一個擁有23萬人口的新市鎮，加上港珠澳大橋完工，將來跟珠海、澳門連結起來，成為一個大三角，屆時會創造30萬個就業機會，各類名牌公司進駐，是香港另外一個中心（hub）。這本來是一個好消息，但其實也有很多隱憂，東涌住了很多南亞人、新移民、拿綜援的人，如果政府大力發展東涌，那有能力的人將會搬到東涌，屆時弱勢社群會進一步被淘汰。所以我們必須加快作本地培訓，訓練當地的弱勢社群，讓他們好好裝備自己，好讓他們日後能夠在該區找到工作。我希望將來十八區也按照這個方法，先做本區研究，然後再按照每區的需要作規劃，希望盡量做到本區培訓、本區就業。」

蔡醫的演說為來賓帶來很多啟發，特別說到派錢無助解決弱勢家庭問題，以及香港有必要發展新的產業時，台下的來賓都點頭認同。其實弱勢家庭、弱勢學童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然而，對於怎樣才能幫助弱勢家庭、弱勢學童，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下文預告——吳天海：學校起動計劃助弱勢學生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