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機會跟好幾位年齡剛過了30 歲的年輕人聊天，談土地供應、房屋、退休保障、教育問題等等。在這群年輕人當中，基本上沒有一個人會有興趣採用比較長時間的角度來看待問題。舉例：在談到社會福利、退休保障之類的題目時，他們所有人對供款──任何形式向政府供款──都抱着極其懷疑的態度。套用他們的說法：「畀錢政府最揾笨！」我必須在此加上一個註腳，就是這批受訪者不是無業或低薪職員，而是每一位均有大學學歷（包括曾於海外升學），有的已晉身專業生涯，有的正努力籌備創業，算是未來的中產階級。但對於將來，他們基本上不再接受舊時那一套規劃。理論上，他們應該相信一種有序的人生：多年來在學業、事業的投入，日後應有穩定的、逐漸改善的回報。現實的情况，顯然並非如此。
我初時的理解，是他們對特區政府不滿，所以對由政府牽頭的大項目，尤其抗拒。當然，他們的而且確對特區政府沒有什麼好感；說得準確一點，有點反感的不會是一個小數目。不過，再談下去，則發覺問題的關鍵，可能並不在於現屆及過去幾屆特區政府。他們擔心的不是政府表現欠佳（雖然明顯地他們所得到的印象並不好），而是「那個叫做政府的」不會有能力兌現任何承諾。他們會提到，人口的老齡化將會把他們辛辛苦苦所供的款項，全部吃掉。在他們提取福利之前，社會福利制度已經「爆煲」。他們覺得自己的處境是「注定供死會」，基本上不相信下一代人會有興趣供養上一代，所以「千萬不要說今天的積累，日後將有回報」。在他們眼中，那條代與代之間的鏈帶，再不是互相緊扣──「過去是一個負擔…… 將來不見得吸引」。
年輕人不認為制度保證可兌現
曾幾何時，我們覺得有需要了解一下市民的社會福利觀，例如他們會接受加稅來支付更多的社會福利開支嗎？從而推斷究竟政府某些社會政策會否得到他們的支持。但跟這批年輕人訪談，我們的話題還未到社會福利觀的層次（例如「你對利他行為有何看法？」），就已經停頓下來。他們很清楚和直接地表明，根本就不會相信昔日那種理解「過去──現在──將來」的關係。他們對制度的信任相當單薄，並不認為什麼制度保證必然日後可以兌現。我很難說他們是否「反社會福利」，但如果他們不信任任何對將來的保證，則很難會認為規劃是有意思的事情。
在他們的心目中，當下是十分重要的。以前香港人不接受政府徵重稅然後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的做法，是因為他們覺得金錢在自己手裏，由自己來支配比較實際。到了今日，表面上同樣是覺得向政府供款的做法並不理想，但背後的原因似乎已起了變化。在新一代人的眼中，那個「未來」的圖像既無說服力（「看不到將來會哪些地方有可能改善」），同時也不吸引──「無謂多說話，告訴我現在究竟有多好？」
這種盯着「現在」的態度、想法，將會令特區政府難以跟他們溝通──什麼土地大辯論，前提是參與討論的市民會將目光投放到將來，然後從現在身處的位置，去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以哪一些方法邁向定下來的目標。如果20 年以外的事情都變為不想思考、不會去思考（因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可接受的時間框框）、不覺得值得思考的議題，那麼眼前的一切不單止顯得很重要，而且差不多所有注意力都集中於同一點之上，只有先易後難（如果日後真的會認真處理難題的話），沒有先苦後甜。
當然，年輕朋友也很快便指出：「特區政府、建制派也不見得有些什麼遠大目光！」在他們眼中，「大灣區是一個環境……但不是一個方向」。什麼土地、房屋、退休保障的討論，撇開各種政治修辭，其實也只不過是見招拆招。其實政府與民眾都集中在目前的框架內兜圈。現在的、眼前的，放得很大，而「將來」就顯得很遙遠，連政府也不想講得太多。
「現在」與「將來」沒法扣連
但沒有願景，我們又可以怎樣從「這裏」到「那裏」呢？沒有「那裏」，就使「現在」與「將來」沒法扣連起來。
沒有願景，便不需要等待。沒有願景，眼前的一切都顯得難以忍受。耐性，似乎成為了少數人可以負擔的奢侈品。
在討論結束之前，我提出上面的回應。一位年輕人半開玩笑地說：「又嚟搵我笨。」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