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不是現代大國?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通識教育的意義

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做校長的時候就提倡通識教育,退休之後又在清華、北大、上交大等大學教授通識課程。通識教育是相對於某一個專業而言,讀本科必須要有一個專業,不應該像我剛剛講的「樣樣通,樣樣鬆」。如果你在大學本科學的全是通識教育,比如學點希臘文、經濟學、藝術欣賞,再學點物理、生物什麼的,就想憑這些拿畢業證書,我不同意。但這不是說,學土木工程的人,除了力學、測量、鋼筋混凝土、鋼材料之外,不用學別的。必須先有專業,通識教育才有意義。但是通識教育不是通才教育;世界上根本沒有人是真正的通才(只有達·芬奇在他的時代可以算是通才)。既然沒有通才,就不必再講通才教育了。因此,問題之所在不是「專才教育」相對於「通才教育」,而是「通識教育」相對於「專業教育」。在專業教育中的學習過程中,必須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讓學生開拓視野的,對整個人類幾千年來的文明的發展和知識的積累能夠有一個框架。這樣的話,以後發生新的情況,譬如說現在大家都去檢驗DNA,你就能大略理解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你壓根不知道DNA是什麼,不知道人身體內的細胞和細胞核如何自我覆制,那你就沒辦法了解這一個新事物。因此,就我自己的經歷,以及我看到的其他大學的教育,大體而言,在本科四年裏,頭兩年要花一半的時間去學專業以外的課程,另外一半時間為後兩年要學的專業打基礎。

這是可以做到的。這樣的通識教育應該至少包括兩部分:

第一是數量推理的方法(qualitative reasoning)。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弱點,是不注重邏輯和數量思維。舉個例子,前幾年許多飯店的牆上都有招貼,什麼菜對肝臟好,木耳有助於降低膽固醇等等,但從來不說要吃多少才能有效。這就是沒有數量推理的概念。如果說明,每天吃二兩木耳就能降低膽固醇,那至少是有數量思維的表現,盡管這可能並沒有臨床數據的支持。數量思維,邏輯推理,是通識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學法律的、學物理的、學心理學的、學金融的,還是學工程的,它都是基本的思維方法。

第二個是不論是文科還是理科的學生都需要對世界各地區的歷史、地理、文化有個大概的了解,對於地球的環境要有一個大致的認識;而即使是文科的學生,也要學點數理化和生物,以免將來無法理解新科技的出現。在我看來,文科和理科的基本知識絕不應該互相排斥,而是應該同時存在於每一個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頭腦裏。

通識教育可以引用王維的兩句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來比擬。「大漠孤煙直」,是說空蕩的大漠上面的一縷輕煙筆直向上,就好比在廣博的知識領域中,專業知識只佔很細小的一束,但對它的認識需要扶搖而上;「長河落日圓」是說落日在長河上形成一個半圓的弧,好比是對專業之外的相關的或不太相關的領域都能有或深或淺的認識。這樣的人,對什麼領域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用英文說,就是”Knowing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我覺得通識教育應該是以這個為目標。

功利主義難以消失

因為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太快,變化太快,許多人用功利主義的眼光看通識教育。人們聽說,要想進美國的一流大學,既要SAT分數高,又要會演奏樂器,還要參加運動比賽,最好暑假到社會上去打點義工。這些都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當然是好事。但是一個年輕人如果被成年人引導着從功利主義出發去做某些事,這些好事可能在他的心中就會變質,令他以不正確的心態去看待好事。這可能會影響到他成年之後的胸懷和境界。

可是,通識教育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功利性。為什麼呢?大學本身就是具有社會功能,是社會培養人才的一種方式。古時候孔子一個人帶了72個門徒,沒有人稱他們作「孔子大學」,他也沒有社會使命。到漢朝的時候,就有了太學,到了明朝叫國子監,這是中國古代為社稷為國家培養人才的方法。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如英國牛津大學、法國索爾邦大學都是教會辦的,目的是要培養能夠服務社會的教士。所以,大學本身是有一定的功利性的。可是在教育課程的設計上面又不能夠過於功利性。

十五世紀末期,歐洲開始文藝復興,整個的歐洲人包括貴族上層,都有一種新的想法,過去的教條開始遭到懷疑和遺棄。法國國王法蘭西一世就因此建立了不那麼教條的法蘭西學院,用來制衡索爾邦那批滿口拉丁語的教士。今天的法蘭西學院是一個比索爾邦更有地位的教育機構,它的教授都是全法國一時之選,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只需要教一門課,但是這門課必須是從來沒有人教過的,而且開放給任何想去聽課的人。法蘭西一世之後300年左右,拿破崙當了皇帝。因為當時法國已經進入工業革命,有知識和有技術的人才非常重要,拿破崙就為了法國的智力構建而設立了高等技術學院、高等師範學院等一批所謂的「大學校(Les Grandes Écoles)」,這又是一個功利主義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大學的功利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目前我們社會上功利主義比較嚴重,因為這個社會變化得太快,大家的行為準則也跟着改變,使不少人改變了人生的目標和為了達到目標而采取的手段。其實,並沒有誰下定決心說,我就是想要當一個很功利主義者。因此,社會氛圍十分重要。舉例來說,第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捷克已經有人提出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反抗,比馬丁·路德還要早,但他們沒有成功。從那以後,捷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沒有經過巨大的社會扭曲,雖然它被奧匈帝國統治過,也有20多年受到蘇聯的控制。你今天如果去捷克的小城鎮,甚至是熙熙攘攘,遊客如織的首都布拉格,你會感覺到捷克人有一種頗為高雅而淡泊的氣質,跟我們這裏的氛圍很不一樣。我前些日子在深圳一個很夠檔次的餐館牆上,看到一大堆裝在鏡框裏的半身照,不像是功勳元老的照片,認為是那些到這家餐廳吃過飯的明星們的照片。 走近仔細一看,原來是去年華人富豪的排名榜!這是不是拜金主義太強了一點?要叫今天的年輕人免去功利之心確實不容易啊!

尋找大學精神

大學與社會本體有所不同,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大學又是社會的一部分,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現代大學的一個重要改變來自本身是天主教樞機主教的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他第一個提出Liberal Education這個英文名詞,意思大約相當於中文裏的「通識教育」。紐曼主張大學是學者組成的社團,所有學生都要有廣博的教育。此外,還有一位德國的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國最好的大學之一就是洪堡大學)。他認為在工業化的時代必須靠大學培養人才,但是每個人都需要對哲學、文學、美學有些認識。後來美國和日本的大學主要就是采用了洪堡為德國設計的教育模式。

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者威廉·馮·洪堡。(Wikipedia Commons)
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者威廉馮洪堡。(Wikipedia Commons)

孔子是一個人帶着一批學生,學生給他一點肉脯,就當學費了。到了工業化社會,所有東西都需要大批量生產,包括知識分子。但是紐曼和洪堡這兩位教育家知道,即使在專業化、工業化的情況下,學生的知識面還是必須要有一定的寬度。就是說,不只是要大漠孤煙直,還要長河落日圓。

最近很多人都在談什麼是大學精神。我覺得大學精神不外乎是大家常說的求真、求善、求美。求真,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人都在追求真理;因為他們求真,所以他們也較真,才做出了一些定義、公理和證明。他們想要用邏輯思維去了解自然世界和人的本質,就用他們的邏輯學去思考。後來亞歷山大開啟了所謂的希臘化時代;希臘的邏輯思維遠傳到西亞和北非。再過不久,羅馬帝國統治了希臘,並在四世紀末把基督教奉為國教,以至於今天幾乎所有歐洲人形成的社會,包括美洲和大洋洲的主要人口,多數信基督教。基督教徒認為創造他們的神已經為他們規定了行為的準則。這些準則是天命,照着做就是善,不做就是惡。因此不必花工夫討論什麼是善,但是要求善。(其實,中國人一般也有這樣的概念,例如做壞事的要被閻王爺叫小鬼拉到「那邊」去受罪。)那麼美呢?人們對美的定義各有不同,但不管是容貌之美、心靈之美、山水之美,每個人都有愛美之心;歐洲文藝覆興之後特別重視美學教育。所以,大學應該是朝着幫助學生求真、求善、求美的方向前行。專業技能是必須的,但通識教育也是必須的。大學就該求真、求善、求美!

我不敢自稱儒家,但是在我所接受的教育裏,還是儒家思想佔的比例較高。所以我用儒家的話,「允執厥中」來結束這段關於通識教育的討論。

創新與創價考驗智力構建

「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我的名字裏面剛好有個「信」,我今天就是短笛無腔,信口來「吹」。我「吹」了半天,最後講一下創意與創價。「創價」這個詞在中文裏很少用,日本倒是有一個創價學會。現在人人都在講創意。跟別人不同,你想到的別人沒想到,這就是創意。但是創意本身不一定有什麼意義;它也許可以代表你自己心裏某種感覺,但對別人未必有意義。創新也是源於某種想法,但是一定要在社會上有所作為才叫創新。我沒提創業,因為現在大家都談創業,但創業和創新沒有必然的關係。創業只要能維持業務,有足夠的現金流就是成功,不一定要有創新,也不需要有創意。

我這裏用的是創價。今天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思考,自己能不能做一番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這也可以叫做志向。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對今天的社會、對未來的社會、對自己的國家,對全人類,能產生正面作用,這就是創價。但不是每個立志要做一番大事的人都能成功;其實大多數人是不會成功的。其中兩個重要的關鍵是:你能否有足夠的知識,並且願意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志向中。

下面我舉幾個例子,說明在科技領域中,哪些活動是重要創新、是絕對的創價。

300年前的牛頓就不說了,要從那時講起今天一定講不完。所以我只從前面提到的二次大戰講起。

抗生素是1944才有的,發明抗生素的是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從事細菌研究多年,即使是戰爭也沒有令他停止。他做了一個他自己設計的科學研究,並沒有想到將來全世界因為細菌致病的人都要靠抗生素來治療。但他的發明和創新是造福全人類的創價。

1928年弗萊明發現盤尼西林,這一發現開創了抗生素領域,使他聞名於世。(Wikipedia Commons)
1928年弗萊明發現盤尼西林,這一發現開創了抗生素領域,使他聞名於世。(Wikipedia Commons)

另外,二戰前後關於原子能的研究導致了原子彈與核武器,但是也對核物理的推進、對核能的利用產生了重大的正面影響,所以非常有價值。

1946年,全球首台用真空管造成的電子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現。1947年,美國首次有電視聯播。就在這幾年,三位美國研究人員在美國東西兩岸分別利用某種物質的半導體性能造出來電晶體,取代了體積大、耗電量大、散熱多的真空管。今天我們所用的電子產品都受益於半導體的發現和利用。

在生物學方面,十九世紀末,一位瑞士科學家就通過顯微鏡從膿細胞裏看到一種大分子,稱之為DNA(脫氧核糖核酸);之後,有科學家推斷這種大分子可能儲存着生物細胞生長與自我繁殖的信息。1952年,一位英國科學家發表了一張DNA分子的X光繞射圖。1953年,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英國人在劍橋大學根據這個X光繞射圖,合作發表了他們構思的DNA的雙螺旋分子結構。從那時開始,科學家繼續推進,開始理解DNA,估計DNA,計算DNA,改造DNA。1990年,美國建議國際合作完成人類基因圖譜;這個龐大項目在十餘年後完成。

1971年,微處理器出現。1973年,23台電腦用電話線連接起來,以同樣的規程(TCP/IP)形成了互聯網。微電腦於1977年在美國加州問世。1989年,萬維網(www.http)的規程首次出現,以至於今天從餐館叫一盤炒木耳都可以通過萬維網。

從1944年到1989年這段不算長的時間裏,全世界因為科技的進步而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變。所有這些重大的科技創價工作全部都是英、美等西方國家的研究人員做出來的。從1951年到2017年,美國人得到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獎的人數佔全部獲獎者的一半以上;代表計算機科學最高榮譽的圖靈獎(Turing Prize)則幾乎由美國學者囊括。

我們知道絲綢、紙張、羅盤、瓷器、印刷術、火藥、紙幣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這些都是至少1,000年以前的創新。

近500年來,對人類有重大價值的科學、技術、思想、學說幾乎都不是出自中國人的創價。

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一個國家必須要有求真社會風氣的和求善的教育體系,才能使某些追求心靈美的人「無心插柳柳成蔭」。

原刊於《書城》雜誌,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現代大國與智力構建三之三

本系列文章:

現代大國的影響力 

東方學和區域研究怎樣提升現代大國智力?

張信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