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可以將各種資源都動起來？怎樣才可以將各種經濟、創新活動串連起來，並且建構出一種新的分工合作的形態？怎樣才可以在地理空間上表現出這種新的分工合作的布局？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源的流動，涉及區域融合中最核心的議題：沒有資金、人才、一般人口等等的自由流動，我們很難會打造出一種有真正融合意義的區域整合。所謂融合，是要人與物都有機地動起來。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放寬、那個政策方面的鬆綁，其實都只不過是通過某些行政手段來容許某種流動（通常是屬於單向，又或者設有一定數量的限制），准許某個程度的整合，而不是全面的、開放的融合。我們經常見到這類做法，實在不難理解，事關所有全面的、開放的融合，都一定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參與其中的任何一方均需要面對它所帶來的衝擊，並且要承擔一切後果（例如出現擁擠的現象）。
過去香港與內地的互動，很大程度只是區域上的整合，而不是融合。舉例：北上工作、退休、居住的港人，儘管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踏入新世紀初期在數目上有所增加，但於制度層面上（例如戶口的身分）未有促成重大改變，以致當兩地經濟、生活水平逐漸拉近之後，流量便難以持續。今天我們發現，要令香港與內地以大致上相近的流動量來促進兩地人口往來，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如果在2000年或以前主要是由香港單向北上，那麼現時的情况則是南下的流量遠超於反方向的流動。基於很多方面的原因（而絕不僅是港人於心理上抗拒北上），在人口居住、遷移等方面，融合的程度遠低於預期。
促成融合的最簡單而且有效的方法，是區域在制度、行政安排逐漸劃一，減少障礙，令人按其實際考慮而自由流動。理論上，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資金流、經濟活動的流動之上。當初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對港商大開方便之門，所以儘管其開放政策並非沒有限制，但已足以吸引大量廠商將生產線遷移內地，尤其是在珠三角一帶。現在到了發展的另一階段，部分香港中小企有時候並非看不到商機，而是內地市場並不是每一領域、環節均完全對外開放。例如於文化產業（如出版）之中便存在種種限制，其運作並非完全按市場規則與規律，任由有興趣人士參與。
所以，當完成了八九十年代第一階段的區域整合之後，港人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跟之前很不一樣的狀態──今天港人覺得進一步在內地流動時會遇到重重障礙，而相反地，內地資金流、人流卻覺得通過香港的市場機制來到特別行政區，大致上通行無阻。以上所提出的一點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各種資源、活動並非完全能夠在內地與香港之間自由流動，以致融合程度遠遜於預期，而且在短期之內難以逆轉。所謂促進區域融合的政策，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否則低估了阻礙北上的流動的效果，只會造成政策無效之餘，甚至因為忽視相關問題而弄巧反拙，以為加強融合而進一步增加南下流量，結果因為管理不善而製造新的矛盾、衝突。
表面談互補優勢不足以推動新嘗試
文章首段的第二個問題，關乎分工合作。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至少表面上）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而當中彼此如何分工，便很有需要詳細分析、討論。過去一直沿用的概念，恐怕很多早已不再適用。更重要的是，將來哪個部分的創新科技適合放置於香港？哪些適合在深圳、廣州？這其實是一個大題目，並且需要從國家的高度、區域利益與優勢的角度從長計議，實實在在地交代如何合作、怎樣才可以產生協同效應。
以上所講，連繫到第三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區域空間布局，那又何來區域發展策略？這裏所講的，已不是什麼加強溝通、聯絡，也不是想想河套區如何發展那麼簡單。如果這是國家策略的一環，事關整個區域的長遠發展，那麼「香港＋深圳」雙城將如何協作？在空間上，將如何表現出分工合作？
維持兩制下怎樣處理制度障礙？
要回應這三個問題，並不是很多人所想像中的簡單，當中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維持「兩制」的情况下，可以怎樣處理種種跟制度相關的障礙呢？是內地於大灣區內容許更多的「港式例外」？還是香港自覺要配合國情而投入區域規劃？而在規劃的過程之中，香港又會怎樣看待她的高度自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