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剛提到OECD教育與技能主管Andreas Schleicher在香港的演講，前兩天又與他碰面。那是美國NCEE（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顧問委員會的年會。每年都在美國緬州的Portland舉行，開會之餘，享受當地的景色，當然少不了龍蝦。這個會只有十幾個成員，香港人熟悉的包括主席Marc Tucker、澳洲的Tony MacKay、 Andreas的前任Barry McGaw、亞洲協會的前教育主管Vivien Stewart、上海的張民選、美國的Linda Darling-Hammond，以及周前本欄介紹過芬蘭的Pasi Sahlberg，還有來自英國、瑞士、新加坡的幾位。都是常年在世界上到處跑，但又各有所長──教育改革、大數據、職業教育、師資政策、學習科學、學校領導力……這些成員，都可以說是「項目纏身」，但是每年都樂意赴會；這已經是第八年，甚少有人缺席。
除了一天半的正式會議之外，個別交談的機會非常多，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八年來，印象是事情的變化愈來愈急速，愈來愈戲劇化；而對於世界的變化，教育面臨的挑戰，大家的看法也愈來愈相近。會議的討論，圍繞着NCEE已做未做的項目，內容不便公開，但是涉及的討論，非常值得與讀者分享。
未來社會 已在眼前
第一個方面：社會變化。社會的經濟形態、生產模式、組織結構、個人的職業狀態，都在急速變化；社會愈來愈個人化，教育愈來愈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是本欄一直的觀察。三四年前，筆者的觀察，其他成員覺得新鮮，但是沒有真實的感受。今年，卻幾乎成了貫穿所有議題的主線索。
一方面是不管各自的專長範圍，都被逼要應對社會的挑戰。教育改革，幾乎是所有國家發展的主題。數年之間，美國各州的教育改革可以說是遍地開花，而且加進了不少國際諮詢。來自瑞士的Ursula Renold，近年成為職業教育的紅人，被許多國家邀為顧問。她的觀點，專門化的職業教育，目的不在乎瞄準就業，而是：一、讓學生提前進入社會實際，作為學習的重要歷程；二、深入一門專業，可以讓年輕人獲得許多「可轉移」的能力，主要是一些「軟能力」（態度、韌力、解難、創新等等），利於轉行、自僱。可以反映到，職業結構比較固化的瑞士（一份職業從一而終的佔多數），也在發生根本的變化，機構與職業都不再穩定。而Ursula的功勞，在於給予「職業教育」新的內涵。
這與香港Education 2.1提出的「大教育」概念不約而同，雖則形式很不一樣。同樣是讓學生提早進入社會實際，不同的是瑞士是以職業教育為本體，從中得到普遍性的學習；香港則以普通教育為本體，學生可以涉獵不同的社會經歷。同樣是動員社會上的各種力量，創造現實工作中的學習機會，不同的是瑞士有政府與僱主之間有形默契的傳統，香港則靠民間自發，而且超越工商業機構。
另一方面與會者自己的下一代，也在切切實實地經歷着不一樣的生涯。閒談之中，知道與會者的子女，大都大學畢業，但都「不務正業」──有經濟學的高材生，打算以籃球為主業（但這不是美國），同時接辦零散的精算項目；有學舞蹈（芭蕾與現代舞）的，演出、教舞之外，還在準備創業；也有子女只是間歇性工作，基本呆在家「啃老」；還有子女不斷轉工，連父母都已經不知道他們的現況……
從與會者口中，可以感覺到，這已經是他們社會的常態，一位與會者說：「他們會覺得，我們那種固定職業的概念，很不可理解。比如說，他們從來不會考慮將來退休後怎麼辦，覺得這是我們老人很奇怪的思維。」
與會者毫不猶豫地一致認為，未來社會，已經在身邊發生。我們以為是明天的，已經屬於現在，「tomorrow is now」。而我們的教育，還在斤斤計較昨天才需要關心的事情，「education belongs to yesterday」。
人機關係 憂喜並存
第二個題目：科技發展。會議中不斷出現的話題，是科技發展。聚焦在人工智能（或曰機器職能）與大數據。很容易出現的議論，是人類是否會被機器替代。
沒有爭議的，是現在普遍同意的說法：一些簡單的操作性工作，人類一定會被機器替代。有關教育的推測就是：一、純粹記憶性的知識傳授，一定會逐漸減少，甚至消亡；二、教師要是停留在傳遞訊息以供記憶，教師的角色也會被替代；三、科技的進展，有利於個人化、個別化的學習；四、因此，學生的學習，應該在高一個層次，着重分析、聯想、創新等等。
與會者之間的分歧，在於對於這樣的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悲觀的想法，是教育將會被瓦解。樂觀的想法，則是人類有許多方面，機器一定不能模仿。悲觀的一方，認為總有一天，機器能夠有人的情感、創意、夢想……樂觀的一方，又會認為過去的教育，讓人類創造了人工智能；教育必能進一步讓人類更聰明地使用機器。
筆者提出，科技的影響，還應該從大數據的方向考慮。一個是大數據促進的社會「去中心化」，因而形成的共享形態──共享經濟、共享社會。其實與會者反映，相當普遍的「共享單車」，迅速蔓延的「非貨幣化」，不斷延伸的「共享辦公室」，都是不可逆的共享形態的萌芽。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家庭辦公」（home office），已經是普遍的另類工作形態。就NCEE而言，經常有30%的人員不在總部辦公。在芬蘭，甚至政府也有20%的空間，讓公務員在家或者外遊辦公；公務員可以在網上搜索政府提供的共享工作空間。
年輕年長 起點各異
筆者觀察，在座者大多數年長，難免帶着過去經歷的包袱來觀看未來。他們着意的是：「將來與現在會有什麼分別？」（當然，所謂現在，也許已是昨天）。21世紀出生或者長大的年輕人，他們沒有上一代的包袱，想法會很不一樣。不一樣的社會、迅猛的科技，在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不在話下的常態。他們的起點是今天，他們已經生活在未來。
剛好在座有幾位NCEE的工作人員，都是洋溢着青春氣息的年輕人，平時不發言。大家邀請他們也表達自己的看法。簡短的即興發言，已經可以感到完全不同的話語。其一，不斷追趕科技的發展，在他們來說，是生活常規。其二，普遍的樂觀態度，後悔、惋惜、沮喪，好像都不是他們的話語；不斷跌倒，爬起再走，也是常態。其三，有點意外，他們對於軟性的「能力」（competencies），比年長的更加敏感，所謂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在年長的一輩，是理想中的教育目的；在年輕一代，已經在經歷個人化的社會，習慣在社會浮游，堅強、忍耐、合群、包容、創新、好學等等，已經是他們生存的必需。他們的思維空間與思維方式，與年長者很不一樣。
如此看，對於年長一代，過去與現存事物的合理性，容易充塞他們的思想空間。完全不同的、比「現在」大得多的未來天地，就不容易進入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掙扎，也許是年輕人沒有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