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6月2日）教育局舉辦了一個動員香港整個教育界的研討會。特首除了開場白以外，最後一個環節是她與幾位主要的政策人物，與台下直接對話，的確是別開生面。也贏得了台下的讚賞，不少發言都說：「特首願意聆聽我們的聲音，令我們很鼓舞。」聽語氣，看表情，那倒不是「擦鞋」恭維；而事實上，讚揚的說話之後，還是批評政府、抱怨政策的說話；當然也不乏積極的建議。
全球視野 俯視香港
這是一個不錯的開端。在香港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文化，民意對於政府來說，非常重要。但是在香港，民意其實是一個相當飄忽的概念。反正在香港這個建築在自由市場的多元社會，對任何政策都不會有統一的共識。因此，對於政府來說，重要並不在於獲得真正的民意，而在於是否有聽取民意的誠意。這是政府認受性的關鍵環節。廣開渠道，除了媒體的輿論、諮詢架構的討論、平日的調查研究、主辦大型的聚會、讓主政者直接與持份者直接見面……都不失為促進了解民意、增加政府認受性的一個辦法。
當然，決策不可能只靠民意。公共決策，需要靠民意與分析兩方面的平衡。民意可以幫助了解民情、發現問題；但是要解決問題，還要靠理性分析。所謂理性分析，在教育而言，主要是教育的專業前瞻、專業知識與專業策略等部分。
專業前瞻，包括社會發展的時間維度，與國際比較的全球視野。這次大會的主旨報告，請來了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教育與技能主持人Andreas Schleicher。由於OECD從不同角度收集了有關教育的國際數字，而Andreas由於不斷到各國演講、探訪，因此也逐漸對教育發展頗有見地。請他作主旨報告，可說是頗為恰當。
Andreas把香港放到教育的國際地圖上，提出了一些觀察。應該對全港的教育界都很有啟示，對教育決策者尤其有意義。只可惜媒體的報道，只聚焦於一些時事熱門話題，Andreas的重要訊息，幾乎沒有報道。
教育界都知道OECD主持的PISA（國際學生成就比較研究），香港一直名列前茅。很多人認為是文化因素，因為比較之下，新加坡、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南韓、日本、越南表現都不俗。但是Andreas根據他擁有的數據，認為文化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舉一個例子：數據顯示，班的大小（班額），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沒有相關性。也就是說，以為班愈小愈好，小班一定比大班好，是沒有根據的。班額大小，從來是教育研究的一個疑點。以傳統的實驗式研究，在小範圍（即使是許多學校、許多班），把大班與小班的學習成果比較，素來都沒有確定的相關性，因此也還有爭議。現在OECD以國際的大數據作比較，結論就很分明。這對於教育決策，應該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不必再被政客「班愈小愈好」的胡言亂語弄得精神緊張。
小班大班 無關宏旨
於此相關，OECD國際數據顯示，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與班額大小，幾乎絕對無關。班額從15人到35人，教師滿意度幾乎一樣；班額36人以上，教師滿意度才有非常輕微的下降。
又比如說，歷來都認為生師比（學生與教師的比例）與班額大小有相關性。也就是說，假如生師比較高（教師較少、學生較多），班額一定大。
另一種說法，是師生比代表資源的充裕程度；而班額小，表示資源充裕。OECD的大數據，說明這兩者沒有確定的相關性。香港的生師比，大約是OECD平均值，班額比OECD平均略大；也就是兩者在國際上都是屬於中庸。然而，中國內地，生師必與香港差不多，但是班額之大，超過幾乎所有國家。芬蘭是國際上矚目的教育制度，與中國幾乎相反，生師比低於OECD平均，班額卻是全球最小。
明顯地，這是資源策略的不同。例如中國內地，與香港幾乎一樣的生師比（也就是說資源差不多）；班額大，換來的是教師授課課時相當少（小學每周15節、初中14、高中12），因此要求教師有相當多的時間備課、專業進修、指導課外活動等等。
校本辦學 均勻體系
以上三段，表面上講的都是班額大小。香港幸虧在班額的問題上，沒有過分戲劇化的政策轉變。要是決策者不明就裏，懾於政客的壓力而趨於縮小班額；又假如在需要擴大班額的關頭，懾於民意而退縮不前，就會忽略了班額背後更大的政策考慮：有關教師工作性質，是否需要轉型？教育的資源策略，是否需要調整？而轉型與策略背後更大的考慮，是社會的變化、教育功能的轉變、與教師職能的演化。
再舉一個例子，Andreas每次見到筆者，都會談起：為什麼香港學校之間的差異，幾乎是全球最低？的確，即使是同屬「筷子文化」的幾個東亞制度，也不一樣，以自然科學學習為例，學生成就都頗高，但是中國內地與新加坡的校際差異甚高，而香港與澳門則校際差異屬全球最低。
筆者曾經在本欄分析，在香港是個因為校本辦學模式。大部分學校是公帑支撐，但是由辦學團體管理。與其他體系比較，香港不是把辦學責任分散到低一級的政府部門，而是分散到民間的團體。因此，香港公立學校的進取心與活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上級政府的鞭策，而是來自辦學團體的熱忱。也就是說，香港的學校，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這種闡釋，得到了OECD大數據的呼應。Andreas指出，一般人認為學校的自主權（尤其是教師的任免權）愈大，學校之間的不均就會愈大。數據的顯示剛好相反，而香港是一個最顯眼的反例。即由於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學校所受的限制較少，學校之間有一種無形的良性競爭，學校之間的不均就較小。也就是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國際比較來看，是比較均勻的體系。
實際上，OECD的數據顯示，香港是極少數的體系：學校沒有明顯的資源短缺，而且弱勢學校得到較多資源。這也表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果，就自然科學學習而言，香港學生低於OECD平均的（所謂弱勢學生，低於PISA的500分）幾乎沒有，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但是，優等學生（高於PISA的580分），則香港也是幾乎沒有。
這方面，「筷子文化」的新加坡、中國內地、台灣、日本，都是（依次）名列前茅。
也就是說，如果用香港慣用的術語「拔尖保底」來形容，香港「保底」的工夫做得非常好，但是「拔尖」方面毫不突出。是否香港就應該在「拔尖」方面急起直追？只有短視淺見的政府才會如此魯莽，把大數據看成是比高低的國際競賽。需要的是深入研究數據顯示的現象背後，明白本身的特點。
上面只是聊舉數例。這些國際大數據，給了香港非常有價值的訊息。但卻不會馬上指出香港教育的發展方向。但是值得推敲：社會急劇變化，加上數據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摸索出香港教育前進之途？否則，只在個別的政策問題上零敲碎打，就難以看到前路。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