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近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香港主權終重歸中國。作為東西方交匯之地,在百多年時光當中,香港的發展及國際角色無疑受其他政治力量左右,首先是英國,繼而是美國和中國。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衝突,令以上三國的關係更加複雜,當中更施力於香港,造就香港在特殊時刻下扮演特殊角色。
香港此一城市的性格,多少受到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因素所塑造。我們常說,香港是中國面向乃至跳出世界的窗口。但窗口既是打開,意味中國藉此張望世界的同時,外國亦能借此一窺中國情況。加以冷戰時期,國際局勢陰雲密布,更益增添香港此一窗口的雙向性及特殊性。
由此因緣所映照出的香港故事,其實不乏力作。由美國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歷史學博士葉霖新著,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勾勒了冷戰時期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正是美國和中國出於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等因素的各自考量,令香港際此扮演特殊角色,成就特殊定位。
作為首部運用美國方面原始材料──如國務院出版物、縮微膠卷、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詳細日常紀錄等重建的香港史,《在中國的影子下》不單反映美國對港外交如何在中國因素下進行規劃及部署,從而跟中方上演不同程度的博弈;亦誠如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推介指,此書為讀者闡述了一個比「英治香港」更立體的香港史故事,可謂「別開生面,擲地有聲。」
香港這個窗口不單對中國產生意義,對美國的亞洲戰略亦然。從閱讀《在中國的影子下》開始,讓我們考慮當時的國際多邊關係,重探香港的窗口角色。
開發香港窗口:美國力量的部署
1949年中共建國,翌年韓戰爆發,葉霖形容美方「在戰場之外與中國完全脫離接觸」。葉霖繼而分析,美國當時為「孤立和懲罰」中國,需收集充分且準確的中國內部發展情報,對中國內地施加影響。隨着中共獲得全國勝利,美國在內地的所有外交及領事機構被迫關閉,為達上述目標,香港不可或缺。誠如1951年《紐約時報》報道稱,「香港現在是美國官方和新聞界了解中國最好的監聽站」。
其實早在50年代之前,美國部分政府機構已因應在華局面愈趨混亂,開始把業務轉移至香港,如援助國民黨的「經濟合作局」總部暫時遷港;美國武官及情報人員則分別設立軍事聯絡處及監聽站,葉霖的著作更指後者是「後來在英國殖民地許多這樣的間諜活動中的第一個。」美國在香港這個中國之窗進行各式部署,從而支援政府工作、滿足情報收集的舉措,在50-60年代仍然繼續。
美國在香港窗口的部署──體現於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此一樞紐機構。總領事館掩護了上述大部分類似活動,而且頗具規模。根據書中提供的1950年10月數字,館內單是負責美國外交項目的職位就有119個,且內部架構完整,以至當時有媒體稱「一個縮小的華盛頓出現在不是美國領土的地方──香港」。葉霖書中指:
美國總領事館設有完整的華盛頓各部門的代表辦事處:行政處、政治處、經濟處、領事處、安全辦公室、美國新聞處、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遠東難民計劃、外交建築施工區域辦公室、財政辦公室,還包括海關和外國資產管制處、移民和歸化局,以及美國陸軍、空軍和海軍聯絡處,它們都在花園道辦公。其他方面包括出版總署、新聞監測組、出版採購組,分配組和調查組則在灣仔。此外,美國文化中心和海軍採購分部在其他地方辦公。
總領事館主責收集中國信息和情報,因「所有中國國家和地方兩級的政治、經濟、貿易、軍事、文化、社會的發展都受到廣泛的監控」(葉霖語),故美方視內地出版物如報紙、書籍、雜誌、期刊、小冊子和通訊為「信息的第一重要來源」。適逢北京視香港此一窗口為對外宣傳基地,數十家內地出版物獲批推出,有關出版材料在香港的收集、翻譯、摘要和編製索引的任務,即落在總領事館人員的肩上。至於別國外交官、遊客以至難民,則是總領事館第二個信息重要來源,館方不時對他們進行詢問及仔細評估。
就收集得來的訊息,館方會以出版物及機密報告如電報、備忘錄,以及每周與每月報告的形式發布。一些刊物載錄並翻譯中國報紙期刊;機密報告則綜合分析中國內地當前情況,內容包覽軍事部署,到各式政治傳聞。
葉霖觀察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可謂「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和觀察家的訓練基地,填補了因麥卡錫時代政治迫害而造成的人才空白」。曾有領事後來進入了學術界或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總領事館的工作,亦一度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重視。由此可見香港提供了美國甚高的戰略情報價值。而館方情報工作的規模及活躍,從英方的不安可見一二。1953年,美軍聯絡處曾建議增加人力,英方則表達「對美國軍事機構規模的關切」,並要求美方不得再有增長。由此可見,香港此一窗口的利用價值被美國發現從而投資,令香港成為重要的信息收集中心,以及冷戰各陣營的情報戰場。
收集中國情報兼中國研究基地
在中國的大國影子底下,美國在香港加緊情報工作,仍然視香港為監察中國的要點。葉霖認為,在1960年代,香港「作為美國情報監聽站和收集中心的作用大大增值了,遠超過此前十年。」從中國各地流通到香港的報章、期刊及信件繼續被翻譯及分析,相關出版物仍是世界上的中國主要研究材料。不少介紹內地當時出版情況的索引,更由雙月刊改為月刊,轉趨頻密。至於美國新聞總署推出的中國情報月刊,更免費供世界大多數學者、記者及圖書館使用,備受學者及中國問題專家高度重視。
所有觀察中國的機構中,葉霖指出,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可謂最具影響力,其舉動「破例受到白宮的高度關注」,一些總領事的報告更成白宮必讀物。人員編制上,總領事館僱用達21人專門從事上述的翻譯分析工作;國防部聯絡辦公室更有八名少校以上軍銜,包括兩名上校和兩名中校的軍官,負責軍事情報相關工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小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 Jr.)訪問香港後,就曾稱讚總領事館的分析「非常出色」,縱然也點出其短處在「缺乏催促行動」。
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亦在香港從事情報收集及研究分析,其工作更備受白宮高度評價。不過從書中引用資料可見,美方在這方面與英國有共識,不在香港從事激進活動。有跡象顯示,中方對英國政府施加了壓力,這正是中國影子下的情報政策定位。
此外,香港窗口亦因中美對立,而成為中國學術研究基地。蓋朝鮮戰爭加劇中國孤立,亦困擾從事中國學術研究的西方學者,不能實地到中國境內考查。有學者提出需要在最接近中國的地方設立工作場所,香港自是明顯選擇。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弗朗茨.舒爾曼(Franz Schurmann)曾表示,香港已成全球中國問題觀察家的主要窗口,認為美國對中國的了解正落後蘇聯,故倡建在港研究基地。最終,卡內基公司提供初始資金,成立中國研究信息中心「大學服務中心」。
據葉霖一書的數據,近1964-1967年間,有138名學者曾在該機構名下,當中七成是美國人,一成是英國人,剩餘兩成則來自北歐、亞洲和香港。中心多採訪中國內地的移民作為研究方法,催生一些當時重要的中國研究,造就當時的學術風貌。
小結
冷戰之際,香港作為中國內地面向世界的窗口,可謂歷史常識。然而,國際史如同政治史,總是雙面甚至是多面的。香港發揮中國窗口功能的同時,不可忽略她亦被美國等國家視為觀察及探取中國情報的窗口,由此映照出香港歷史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事實上,香港的地理優勢和一流設施,令情報或學術性質的中國研究均受益匪淺。葉霖注意到,香港甚至成為「培養新一代專家的基地」,而當時學者口中的「到中國去」,正正是指香港,反映此地在國際史,以至中美交流及中西交流史上繼續發揮重要性。另外,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制定政策的官員,從工作獲得諸多寶貴經驗,亦接觸到豐富材料,令他們更深刻認識中國事務,當中部分人更成為「後來主張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先驅」。《在中國的影子下》詳述了更多美方利用香港這個窗口的行徑、探討前者處於中國此一大國影子下的眾多政治考慮,以及中方對美方的回應,從而產生的雙方博弈。重探香港在當時的窗口角色,將有助我們更審慎評估香港的歷史意義,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
新書推介
書名:《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
作者:葉霖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doctype>作者簡介
葉霖,1982年本科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後在北京大學攻讀美國史,於1985年獲得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其後受聘於中國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從事中美關係及國際問題研究以及政策服務。1989年赴美留學,於2000年獲得美國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信息技術行業。